“垂柳的繁殖需要借助风的力量，但风是个不靠谱的‘红娘’，垂柳便用数量庞大的微小花朵取代艳丽的花朵，雄花密集生长形成葇荑花序，轻盈的花粉可随风飘散……”阳春三月，南京农业大学植物学课教学团队刘宇婧副教授正在校园里向同学们介绍垂柳的“生存智慧”。
作为南农生命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植物学课已经走过了近百个春夏秋冬。“一门课程的建设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传承，我们的植物学课从李先生开始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强胜教授口中的这位李先生，就是著名的植物学家、杂草学家、农业教育家李扬汉教授。
自1938年起，李先生开始教授植物学课。从金陵大学到南京农学院，再到南京农业大学，先生在教育界耕耘了半个世纪；从民国到新中国再到新时代的今天，这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植物学课经过三代人的传承、积淀和发展，穿越了近一个世纪。
“大自然是最好的教材”成一个世纪不变的教学理念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以兴趣为引，以志向为标，以奋发为桨，青年要在兴趣中寻找自己。”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李先生一生的教育理念。上个世纪50年代初，直观教具匮乏，李先生亲手制作各式显微照片、石膏模型。他备课认真，授课深入浅出，不仅学生爱听，很多中青年教师也喜欢旁听。强胜教授就曾是李先生课堂中的一名年轻教师。在给李先生做助教的近20年中，强教授早已将植物学课程的各个知识点倒背如流。
本世纪初，强教授从李扬汉先生手中接过植物学课的教鞭。那会儿互联网刚刚发展，他敏锐地发现这一新兴技术似乎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帮助他们去探索更大的植物世界。
“在课堂上理论课，在实验室做实验，是植物学课历经百年的传统教学模式。当教学手段实现信息化、网络化后，它便不再适应传统。”强胜开始琢磨如何在互联网时代通过变革教学模式，适应学生的全面发展。
《植物学》作为一门专业必修课，面向全校涉农专业大一学生开设，支撑着学校6大国家级一流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大一学生刚从基础教育进入大学校园，学习方式需要转变，自主学习能力的养成尤为关键。”强胜希望学生以“主角”的身份参与教学活动，教师则为“导演”退居幕后，培养其终生的学习动力和能力。
强胜教授大胆地把教学时间予以“整合”，把传统课堂“灌输”的理论知识全部交给学生进行课余线上自学，原有课堂变身“沉浸式”实验互动教室。师生一起在培养皿中观察植物，在显微镜下分析组织切片，在体视镜下解剖花朵，通过全课程27次实验报告的“锤炼”，彻底夯实学生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
“大学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应成为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阵地。教师需要高超的教学设计统揽教学内容，精确把握学生学习情况。”在全新的教学模式下，强胜教授带领团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通过教学模式、课程体系、考核方式、教学资源的改革和建设，为学生营造更加充分的自主学习环境。
把大自然“搬”到线上的教学新模式
在南农大卫岗校区，有一间收藏了各地200科、1000属、5000余种田园杂草及植物10万余份标本的杂草标本室，这是由李先生于1980年代创立，经过近20年的采集收藏达到4万余份，是国内收藏杂草数量最多、种类最完备的杂草标本室，为学校植物学、杂草学的教学科研、科普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接手管理的强胜教授20余年持续采集收藏，标本室样本达到10万份之巨，跃升为中级植物标本室规模。
“给别人一杯水，自己要有十杯水”，几十年前的李先生就经常带领青年教师到野外认识植物，让他们迅速掌握数百种植物的形态特征，锻炼其带领学生野外教学的能力。
如今，强胜教授是师生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植物“活字典”。实现教学方法现代化后，强教授恨不得把大自然全部“搬”到线上，把网络课程做得丰富一点、再丰富一点。
“地球上的被子植物约20多万种，我国有3万多种，加上栽培植物大约有4万多种。作为一门描述性的课程，百闻不如一见是植物学课最大的特点。”要采用直观教学手段，网上课程建设便需要大量图片资源，因涉及到知识产权，强教授决定带领团队四处收集。
2020年暑假，强胜教授团队曾自驾大西北长途跋涉20多天拍摄植物图片。“希望能到更多的地方，收集更多的图片，边走边找，边找边拍。”20年，由团队收集的图片已有15万张，由强胜个人拍摄的就有10万余张。这些积淀都成为南京农业大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植物学课程线上教学平台的坚实基础。
“植物学课程教学涉及植物种类繁多、植物特征纷繁复杂，在教学内容上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教材是基础，是关键，更需要不断突破！”强胜说。
1943年，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李扬汉先生曾翻译出版《普通植物学》教材，极大地满足了抗战大后方高校师生的需求。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李先生凭借多年的植物学研究和在教学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编写了农业院校统编《植物学》教材，成为80-90年代全国农业院校最具影响力的首选教材。
80年后的今天，强胜教授不仅先后主编出版植物学国家十五、十二五重点规划教材，南京农业大学植物学课程更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中探索出数字化时代教材建设的新范式、新路径，由强胜主编的《植物学》数字教材获得首批国家优秀教材二等奖，成为高教社出版的获奖教材的唯一案例。
把大自然“请”进课堂的教学新场景
近年来，80后副教授刘宇婧已经从植物学课程教学团队成长起来。在新农科建设的挑战下，刘宇婧发现，当自己拿起教鞭时，这门历经百年的植物学课教学目标又在时代的发展中悄然变化。
“从前的教学目标就是认识植物，了解国家植物资源的形态特征。如今国家亟需一批引领农业科技变革、推动强农兴国的专业人才。在新时代的召唤下，我们需要着手培养农科学生‘植物为本’的理念，利用植物表型的研究成果服务农业强国建设的国家战略。”在团队的耳濡目染下，刘宇婧对于重焕生机的植物学课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给’比‘拿’快乐”是刘宇婧分享给学生最多的学习理念。组团队、查文献、访专家、作报告、拍视频……同学们常常在课余忙得不亦乐乎。在孩子们眼中，刘老师的“植物学课”不仅仅是课堂上的90分钟，更是课内课外的无限延展。
“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南宋诗人王淇笔下的七言绝句《春暮游小园》也被刘宇婧带进课堂，诗人通过描写梅花、海棠的荼蘼开落，表现暮春到初夏的更迭。“诗中依次记录了蔷薇科四个亚科的开花时间，你们可以跟着诗歌去观察校园里的蔷薇科植物。”在刘老师看来，这就是她要传递给学生的“植物之美”“植物之迷”和“植物之力”。
“大自然开什么花，我们就上什么课。”实验员刘琳莉老师是教学团队的“植物猎人”，帮助团队收集花卉标本。“我们会根据刘老师的花期情报，灵活调整教学日历，充分满足学生自主实验观察的材料之需。”刘宇婧说。在学校教学科研基地看梨树传粉，在校园里观察蔷薇科的花开花落，在紫金山感受生物多样性，在显微镜下理解植物的自交不亲和，利用大自然的素材创作植物拼贴画……刘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把植物学课“搬”进大自然，又把大自然“请”回实验室。
有了前期理论知识的储备，实验课上的刘宇婧开始着重培养同学们的植物思维。为什么袁隆平教授要进行杂交水稻研究？梨院士张绍铃教授团队是如何解决梨树自交不亲和的难题？“能否利用植物表型服务农业需求是植物学思维的最好体现。”刘宇婧希望在学生内心深处埋下“创新思维，服务家国”的种子。
去年8月，刘宇婧在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决赛上一路过关斩将，从465个教师（团队）中脱颖而出，勇夺一等奖。比赛中，刘宇婧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三代人在《植物学》教学过程中“从‘心’出发，打造沉浸式高效课堂”的教学创新成果。课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贯穿，顺应新农科发展趋势和要求改革实践，构建“生临其境、植入人心、物我相融，知行合一”沉浸式高效课堂，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赞誉。
“获奖完全是植物学课程团队这么多年课程建设营养的释放，是南农精神的传承。”刘宇婧感慨。如今的植物学课程教学团队在强胜教授的带领下，改革“满堂灌”的传统理论教学，开发以实验为主体的自主学习教学模式，推动数字课程资源、数字教材建设，首批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国家线上和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首批国家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国家教学成果奖、首批国家优秀教材奖等国家级课程建设标志性成果一一收入囊中。
“教学必须是大学教师的头等大事，这是李先生一生坚守的理念。我们教学团队早已将‘对教学认真、对课程负责’的态度和共识融入血液，为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源源不断输送优秀人才。”强胜说。
100年前，李扬汉先生期待着植物学课让“青年在兴趣中寻找自己。”如今，先生的教学理念正随着课程教学团队的传承，跨越时空，代代相传，桃李满天下。
“新时代南农精神”大讨论之校史链接
在南农校史馆，副校长董维春介绍到，南京农业大学的植物学教学科研工作已有100多年历史，在中国具有创始者之誉，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成立了中国大学第一个生物系，1922年成立的生物研究所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重要分支机构。这个阶段的核心师资是早期留学归国的庚子赔款生，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如邹秉文、秉志等。1922年胡先骕、邹秉文、钱崇澍共同编著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中文教科书《高等植物学》，成为国内各大学的主要教材。中国大学第一个生物系在生物学知识引进、中国动植物分类研究和拔尖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二个阶段以李扬汉先生为带头人，对禾本科植物和农田杂草做了深入研究，主编的《植物学》教材成为经典教材，主编的《中国杂草志》产生了世界影响。目前，在强胜教授带领下，南农的植物学教学方法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适应了信息化时代人才培养特点，较好地支撑了新农科建设和生物学基础拔尖人才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