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里的女教授
转眼已经大三。修完公共课，在课上见到的多是专业课老师。
在主楼205的教室里，4学分的《园艺学导论》的双语课每周上两次。我逐渐适应了专业课的上课节奏，明知双语课要多背点东西，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了双语班。
老师讲到绿体春化和种子春化的区别时，投影里出现三个穿着白大褂的人，看起来更像图片里小白菜花的背景。
我隐约认出，照片最右边是给我们上课的朱月林教授，左边是年轻时候的侯院长（侯喜林教授），中间那位，据说是两位教授硕士阶段的导师。
朱老师说，照片不是年年放，只是备课前偶然想起这张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照片，便把这张“意义非凡”的照片翻拍了放到课件上。
“如果老先生还活着，就快要一百岁了，可是她2007年就去世了。”
我们端详了很久，才发现那位个子娇小的“先生”是位女士。
忽而想起前段时间为了寻找写作灵感，翻阅《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时，也曾看到过一位女教授的生平，而照片上的“老先生”就是中国不结球白菜育种的奠基人——曹寿椿。
这位生在民国的女子没有被当时“相夫教子”的“传统”所桎梏，19岁父亲去世时，她仍一面读书一面挑起家庭的重担。
上世纪50~60年代，国家形势风云变幻之际，先生同样无法决定自己的去向，但她从未停止对蔬菜栽培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她带着优良番茄品种、营养钵育苗、温床、小棚覆盖栽培技术到乡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南农复校迁回南京后，她开设多门研究生课程，55年的教学生涯里培养了几代园艺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南农园艺蔬菜学科带头人的侯喜林教授和朱月林教授。上世纪80年代，年过花甲的她依然带着研究生在田间育种。南农蔬菜学科如今能成为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许是离不开老先生当年打下的基础吧。
高考填志愿时，我把南农的园艺专业作为第一志愿。我想，这是一项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的事业。
逛过几次校园招聘会，我和其他专业的学生一样，对房价望而生畏，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对口的好工作，担心自己的学术生涯遇到瓶颈和阻碍……回老家，亲戚听到我读的是农业大学时，便不再接话，悄悄告诉爸妈“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又跑回农村种地真可惜”。
当知道先生同时被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和复旦大学商学院录用，依然选择前者后，我突然感觉找到了“同道中人”。
据说先生为了更好地完成育种工作，甚至放弃了学校打算分给她的那套四室一厅大房子，原因竟是当时住的小平房像个“天然隔离区”围着墙和树，可防止外来花粉入侵，保证品种纯度。
远隔一千多公里——上世纪70年代，我的爷爷奶奶接受组织号召，远离故土到刚成立的闽南甘蔗研究所工作，故去之时，都没有回到家乡。
他们没有曹先生的家世，除了自己的名字，甚至不认识多余的汉字。出生之日起，我便和他们一起住在研究所的一居室里。隔壁刚毕业的大学生带我下地“干活”，玩了一身泥回来他们也不生气。
我不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在闽近30年的耕作中播撒的种子，是否有曹先生选育的那一株。但无疑，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 放，改变的不只是国家的政策，还有之后几代人的生活。
40年前，南农复校，曹先生和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们有了更好的科研条件，为了实现“农业”强国的科研理想，她走遍全国，在有青菜的地方留下足迹。
4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按下血手印，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项制度在那个年代，给予农民的，不仅是粮食，更是一种希望，它鼓舞更多人，用双手创造新生活、迎接新未来。
和青年教授面对面
《新华日报》在去年曾报道过一则简讯，说的是农学院的李刚华教授去非洲指导栽培水稻。那时，我刚加入学校的宣传部不久，遇到和农业相关的报道，“专业”使然，总下意识多加关注。
当天下午，许天颖老师问我：“我要去采访李刚华教授，你跟不跟？”
囫囵吞枣看过几篇文献，能了解科研需要“做什么”的机会并不多，抱着“去听听‘大牛教授’讲故事也挺好”的心态，我拿着列了十几条采访问题的笔记本，跟着老师走进农学院的会议室。
李老师抓了两把茶叶让我们先喝点水。一位老师即将在次日赶往贵州麻江开展扶贫工作，李老师有些抱歉地请我们等他一会儿，因为那位老师一去就要待上几个月，早点交代完事情，可以早点回家做些准备。
起初的采访并没有像平常那样单刀直入，李老师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件很“平常”的事，南京、贵州、云南……这次不过是出了国门，在非洲的土地上看看热带地区农业发展的现状。我以为，采访差不多结束了，毕竟李老师都说没什么故事。
不过，聊到非洲粮食种植情况时，李老师突然有说不完的话。在她印象中，非洲属热带沙漠气候，高温少雨，并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所以，那些没有石油没有矿的国家，只能在贫穷边缘中挣扎。
此行的目的地莫桑比亚不仅土壤肥沃，还有条小河从旁流过。由于缺少专业科技人员，当地百姓依旧“保留”等天下雨、佛系播种施肥的习惯。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却改变不了稻子产量四五百斤的现状。
我的第一反应是：非洲朋友也太想得开了吧。在中国，农民一直都奉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传统，就连种子，也要“一个萝卜一个坑”，人为定量栽培；施肥也是按亩产计算，根本舍不得满天撒。
李老师说，这就是科研工作者的职责所在——通过试验，确定哪个品种的稻子更适合在哪生长，用什么办法让水稻“吃饱喝足”，创造收益。农民勤劳，但有时他们更愿意把时间拿来耕作而不是总结。种地就像解数学题，有公式总比一个个运算强，经验和科技都是粮食丰产的钥匙。
后来，我也去采访过柳李旺教授。
虽然不是他的“学生”，他还是给我透露了很多学习方法：比如他是怎么带只有四级水平的学生写出英文文章的；关于他的研究，需要做哪些实验；他在美国的访问学者生活……
聊到十字花科植物时，柳老师突然问我，对“抽薹”了解多少。
我以为老师仅是随口一问，加之的确没有相关知识储备，便如实回答“不会”。本以为这个问题“就此打住”，在我的理解中，这个问题对园艺专业学生而言是“常识”，但似乎不值得教授“亲自解释”。
让我没想到的是，柳老师从“抽薹”开始，逐步延伸到了“抽薹开花”和“低温春化”这些概念，我也索性“丢”掉采访提纲，仔细倾听老师这二十几年的教研故事。
——十字花科植物经过低温春化、抽薹开花会结种子，消费者买萝卜吃根，所以要选育低温不易抽薹的品种；育种工作者则希望萝卜多抽薹，好收种子。
柳老师说，还没上专业课，有的问题不会不要紧；但凡学过的内容，一定要掌握。
高中时我曾经拿着一道高考原题请教隔壁老师怎么解，得到“我不会”的答复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很少向陌生老师请教问题，何况是“大牛教授”。
成功采访教授们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他们让我相信，只要珍视和他们的交流时间，做足准备，采访问题之外，他们同样愿意与我分享有关专业领域的最新信息和科研感悟。
前者，辗转多地，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克服语言和生活习俗的障碍，把南农技术传授给当地农业从业者；后者，通过“南农易农”APP，利用闲暇时刻，为全国农民解答种植难题，帮助他们早日脱贫致富。
采访两位教授时，我刚上大二，接触园艺和新闻都还不满两年，在课业和采访之间来回“折腾”已是家常便饭。
但“校园记者”这个身份，让我有机会接触很多优秀的南农教授。在他们眼中，“科研”不仅是“发文章”，相比而言，科学种植达到产量和质量的双丰收，才真正体现了农业科技工作者的价值。
带我下地的师兄去老挝教种地了
暂且叫他“葡萄周”师兄吧。
选导师时我们聊了很久，虽然我已经记不住一年多前，都聊了些什么，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用微信聊了三节课，他说的最多的是，“想学东西你得做好吃苦的打算”。
他是专硕，带我的那年已经研二了。准确来说，他只亲自带我下过一次地，因为他技术“太好”，经常要住在基地或者指导一些合作的果园种葡萄。我们的导师陶建敏教授更擅长葡萄栽培和生理上的研究，“葡萄周”师兄把我们本科生的群名改成“吃得苦中苦”，鞭策我们年轻人鞋子沾点土、晒点太阳没关系，毕竟陶老师的后备箱经常放着锄头和化肥，开的车也是经常沾满泥的。
葡萄是种傲娇的水果。12月修枝，4月抹芽，5月疏果、绑枝、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6、7、8这3个月，每隔几天，我们就要顶着40多度的棚内温，采集一百多颗葡萄回去检测品质。
每逢下地，往往天还没亮就要出发；回来时，已经接近9点，吃掉北门的最后一份黄焖鸡米饭，回宿舍整理好内务已是11点的光景。
一位博士师兄曾经开玩笑说自己365天，有100多天都在下地，还力劝女生“回头是岸”，找个好研究的作物。
“葡萄周”师兄把头像改成“我要在暗中保护你”时，我还没觉得他有多黑，但还是默默地买了几瓶防晒霜，希望不要和基地的“夏黑”葡萄一个肤色。
毕业后，“葡萄周”师兄在广西的农业院校当老师，外派到老挝教种地。毕业三个月，他的手臂晒得和二食堂酱鸭一样黑。
他在老挝发朋友圈回忆：两年前的暴雨夜，他一个人夜宿葡萄地疏果；一年前，大雪降临南京，因为来不及将大棚膜铲破，厚重的积雪压倒了大棚和葡萄树，他只能和工人一起在大雪中将葡萄树一棵棵扶起，所幸今年的葡萄依旧又大又甜如往年。
后记
很多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教授常会在课堂上讲起导师，“如果活到现在，应该快要100岁了吧。”。
和曹寿椿同龄的老教师大多已不在，但他们用尽一生选育出的优良品种，会一直出现在百姓的餐桌上；写下的文章，会给不同的读者不同的启迪。
陈利根书记曾在去年的研究生毕业典礼上说：南农的学生是学校洒向世界的种子，发往世界的名片。
我不知道，两年以后，我会留在广袤的果园用所学助力果树丰产，还是背着相机走南闯北记录国家乡村振兴的故事。
但无疑，没有改革开放和南农复校，就没有今天的“卫岗一号”。在这里，传承的除了知识，还有理想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