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衬衫，黑皮鞋，衣着得体，笑容和善。他仔细戴上眼镜，捧起讲稿，朗朗声音响起，便为我们铺开一幅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画卷。他，是鲍世问先生。
谈求学——坚而求索
鲍世问自小喜爱莳花弄草。上世纪四十年代，鲍世问在上海读初中时，听生物老师顾仲超讲摩尔根、孟德尔学说，听得极为入神，遗传学的瑰丽神奇深深地吸引了他，大大激发了他对遗传学研究的向往。临毕业前，他去请教老师：“老师，我想学农，您看哪个学校好？”老师毫不犹豫地回答：“金陵大学农科是全国知名的一流，你要学农不妨去报金陵大学的农科。”自此，鲍世问坚定立下了去金陵大学学农的志向。
求学路漫漫，然坚而上下求索。在战争年代，鲍世问因经济、生活等原因，先求学于上海大同大学。在大同大学期间，他经历了著名的“520学生运动”，这次事件成为鲍世问重新高考的导火索。最终，在内心对金陵大学农学的渴求以及不适应的学习环境等因素作用下，鲍老师再次参加高考，最终考入金陵大学农艺系。自此，鲍老师与金大之间跨越70年的故事就此展开。
在金大求学期间，战争、动荡的时局激起鲍世问更加关注时事，他积极参加和组织骆驼团契以及学生自治会活动。鲍世问说：骆驼团契就是指当时的政治环境犹如沙漠，而先进青年们就如同骆驼，跋涉其中，任重道远。身为进步青年的鲍世问，思想先进，政治倾向明显。他参加了1949年南京“四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成为金大第一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1949年，鲍世问担任青年学生自治会学习部长，后任秘书长和代主席，在社会活动很多的同时，鲍世问仍保持了较好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恩师马育华先生很高的评价。这一条求学路，鲍世问风雨兼程，始终无悔学农。
叙工作——善始善终
1951年，鲍世问顺利毕业留校，最初担任农学院院长靳自重先生的秘书。靳先生对鲍世问非常亲切，他不叫鲍老师的名字，而亲昵地叫他“鲍”，这是昵称，是爱称。金大的师生关系非常融洽，章子汶校长有一句话，我们这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师生之间是叔伯兄弟关系。正是这如家庭一般的深厚情谊，让鲍世问事隔多年，每每忆起母校，都是甜蜜的，微笑着的。
院系调整以后，鲍世问仍担任院长秘书职务，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鲍老师一直不忘自己的农学专业。他曾经主动去给冯泽芳、谢孟明两位老师做助教，带栽培学的实验。尽管鲍老师从事多年行政工作，仍然惦记着搞业务，做农学人，但他更加坚定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信念，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后来的几十年里，鲍世问一直遵守这样一个原则，以服从革命的需要为前提，而一旦有机会，他就要回归业务。鲍世问朴素而又忠诚的信念让人记忆尤深。
1966年，文革开始，谈起这段日子，鲍世问起初是带着笑的，说他做个逍遥派，每天逛逛街，买一些不要票的工业品，带着小女儿看看电影，那个时候他的小女儿两岁，经常骑在他的肩膀上……可笑着笑着，声音便低沉了下来，那段时光是清闲的，可内心却是极为苦闷的，忍不住叹息，这日子是怎么了。对于他们来说，是浪费青春啊！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最让鲍世问苦恼的是不能很好地学习和搞研究。
1972年南京农学院迁入扬州和苏北农学院合并，成立江苏农学院，鲍世问担任植物教研组组长一职。尽管条件艰苦，不能时常回家，但他仍然尽心尽责，坚守岗位。1979年，鲍世问积极参与了学校复校后的重建工作。在其后十年里，他负责组建和管理研究生部的工作。当时工作条件也艰苦，人少事多事杂，学校师资力量匮乏，鲍老师为改善工作环境条件，为学校研究生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许多努力。鲍世问的夫人饶老师告诉我们，鲍世问情绪最高昂的时期是在1980年以后，因为改革开放，国内一片欣欣向荣，鲍世问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做贡献。到了1990年，已值花甲之年的鲍世问又被派去担任图书馆馆长，他从整顿纪律、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图书数字化管理、积极参加全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协作组的活动等多方面展开工作，使得图书馆获得了新的发展，秩序井然却又不失活力。这期间，他还与许多殷切怀念母校的老校友一同筹备建立了金陵研究院。1995年，鲍世问带着一身荣光了无遗憾地离休。
忆恩师——感念知遇
在访谈中，鲍世问曾不止一次说：“我一生得益于遇到了三位恩师：马育华先生、樊庆笙先生、李扬汉先生，是他们赏识我、提携我、帮助我、培养我，没有他们我是不可能有后来的作为与成就的。”
鲍世问是马先生1950年回国以后指导的第一批毕业大学生，马先生在毕业评语中就曾流露出对鲍世问的肯定和赏识。因而，在1956年4月，当鲍世问从学院秘书岗回系任教时，时任农学系系主任的马先生指定要鲍世问做他的秘书。1956年下半年，当得知新疆农学院有苏联专家讲学的植物学培训班时，马先生深知鲍老师的专业志向，于是有意识地派鲍老师前去进修，机缘巧合下，由于这次进修，鲍世问躲过了整风反右风波。忆及此处，鲍老师的声音突然凝噎“我刚刚回系，马先生手边是要人的，但是我又有这么个机会，他就愿意放我走，派我去。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是很，很感动的”，当时的我们也被这份真挚的感情深深触动。
鲍世问和樊庆笙先生的交集是从1953年开始的。在谈及樊先生时，鲍世问始终以“樊老”相称，尊敬之情溢于言表。那个时候樊老担任南京农学院副教务长，同时兼任学校基建办公室主任。在去北京参观学习的时候，每到一处古建筑群，作为自然生命科学家的樊老却总能口若悬河，介绍出许多与之相关的历史典故，使鲍世问获益匪浅。在之后的工作中，樊老更是器重鲍老师，让其负责研究生管理的日常工作。“从严要求，一丝不苟”是樊老的处事准则，更是鲍世问从樊老身上获得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学当如‘黄蜂腰’——间而不断”这是李扬汉先生对鲍世问的教诲。在鲍世问进入植物教研组之后，李先生总是尽可能创造条件为鲍世问提供植物学专业学习的机会，鼓励他要坚持搞业务。在这段时间里，原本就一心向农的鲍世问抓住机会，谨记“教给学生一桶水，自己肚子里要有十桶水”的名言，利用空闲时间去南京大学旁听植物学课程，并且在李先生的鼓励支持下完成多个科研任务及撰写多篇高质量论文，顺利获得教授职称，而“黄蜂腰——间而不断”的为学精神也成为鲍老师一生的坚守。
人生路漫漫，三位恩师之于鲍世问如同骥遇伯乐。马育华先生的赏识、樊庆笙先生“从严要求，一丝不苟”的处事态度、李扬汉先生“黄蜂腰”的为学精神指引着鲍世问的学农路，给鲍世问人尽其才的机会，同样也深深激励着我等后辈！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鲍世问从未忘记他在儿时播下的那颗一心学农的种子。任时光流转，人事变迁，鲍世问在人生的风风雨雨中坚持学农初心；凭时间飞逝，沧海桑田，鲍世问不忘知遇之恩，铭记三位恩师的教导，砥砺前行。而今，幼苗已成凌云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成为他一生的见证，更指引着后人前进的方向。
70年了，自1947年鲍世问被金陵大学农学院录取到如今，已经七十年，七十年风雨，弹指之间。因为学农，这一路颠沛流离，荆棘遍布，但鲍世问始终无怨无悔。愿我辈，能如鲍老师一般，不惧风雨，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