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2日上午，我校前身之一中央大学农学院1943年级畜牧兽医专业祝寿康、韩正康、蔡宝祥、任继周四位老校友及其家人和学生相聚南京农业大学，纪念“毕业七十周年”。他们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同忆往昔岁月，共话学校发展。这一情景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最近对韩正康教授、蔡宝祥教授、祝寿康教授三位老先生的采访……
曾经少年——不服老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韩正康、祝寿康、蔡宝祥和他们的同学任继周院士相聚在南京农业大学，他们曾是同班同学，任院士因病在大三时休学一年，晚了一届。日本侵华战争贯穿着他们整个青少年时期，坎坷的求学经历对他们一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一起回忆着罗清生、熊大仕、盛彤笙、汤逸人、宋览海等一批良师的教诲，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大学期间，他们深受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如饥似渴地传阅进步书籍，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O”运动,在国民党撤离南京时坚定护校。1947年毕业时，班上共十三位同学，其中四位陆续留校任教，他们是蔡宝祥、祝寿康、韩正康和张幼成，张先生已于2007年去世。岁月之河长流，友情之树常青……
蔡先生九十二岁，1926年1月生于浙江杭州；韩先生九十四岁，1924年1月生于浙江慈溪；祝先生九十六岁，1922年6月生于江苏镇江。他们都是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的离休教授，三位老人虽已过鲐背之年，却丝毫不显老态，韩先生矫健的步伐，蔡先生挺直的腰杆，祝先生炯炯的目光，总能使身边人惊讶于他们的年龄。他们也时常忘记年龄，还常常想着为自己奋斗终生的畜牧兽医事业做点什么。蔡先生九十岁时在笔记中写道：“八十岁至今这十年，工作生活上没有压力，比往日轻松多了，业务上好像失去了努力的目标。”
立足牧医——成名师
这三位“九零后”身上有着怎样辉煌的过去？又有着怎样生动的故事呢？先从年轻的蔡先生说起吧。
九十二岁的蔡宝祥先生是我国著名家畜传染病学家。他1943年7月考入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2月在南京中央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外围组织“中大校友联谊会”，1959年经陈万芳、韩正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前中央大学的助教到现在南京农业大学的著名教授，曾担任农业部畜牧专家顾问组成员，全国动物检疫咨询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南京市劳动模范、农业部直属高校优秀教师、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等。他发现克隆N79株鸡新城疫弱毒疫苗株和C4系无毒禽霍乱疫苗株，并在鸡病免疫中推广使用。在鸡马立克氏病毒A抗原基因的克隆与表达、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毒单克隆抗体中和株的建立等方面的研究达到国际水平。他主编的《家畜传染病学》多次再版，并两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为中国现代兽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十四岁的韩正康教授是我国现代家畜生理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及现代家畜消化生理学科创始人。他1943年考入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因抗战期间路途遥远及路费问题而转入国立英士大学就读，1946年重新考入中大畜牧兽医系，194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我国，他首创动物十二指肠、胰、胆三通瘘管的研究方法；创立瘤胃发酵饲料技术并在猪饲养中推广应用取得成果；在神经—内分泌、消化、泌乳的调控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与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建立国际合作关系；他创建的家畜生理研究室及农业部动物生理生化实验室，成为我国动物生理学科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九十六岁的祝寿康教授是我国著名家畜解剖学家。1943年考入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在家畜躯体动脉X射线解剖学研究、水禽生殖器官发育形态学研究以及犊牛法乐氏四联症、牛单支左冠状动脉、牛反转裂体畸胎等方面均有较深研究，为我校家畜解剖组织胚胎学教研室和中国家畜解剖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与罗清生、熊德邻、梁达新等创立了畜牧兽医图书出版社，对我国畜牧兽医图书和杂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求知若渴——到中大
1937年蔡先生小学毕业时，恰逢抗日战争开始，他便开始了逃难之旅。从浙江乡下逃到长沙，半年后又从长沙逃到重庆。在重庆，家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后来又逃至贵阳。逃难的途中，他自修了初中的课程，到贵州后直接上了高中。他高三在中央大学的附属实验中学——国立十四中就读，会考因成绩优异，保送重庆名牌大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但是当时规定只能报考贵州省没有的系科，受同学祝寿康的影响,蔡先生选了中大畜牧兽医系,毕业后留校做助教。
韩先生的求学经历也不寻常。1937年他上初中二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家乡被日军占领。他的初高中一直都随着学校到处迁徙，从城市迁到浙东农村的寺庙中。1942年，他高中还没有毕业，许多课还没有上完，教室、宿舍被炸，行李全无。哪怕在那样颠沛流离的情况下，韩先生依然抱着一定要念点书的想法，公费读完初中、高中。他告诉我们：“从高中到大学二年级，特别是高中三年，荤的鱼、肉没吃过，都是青菜豆腐，也没什么油。当时考大学学生物首选畜牧，我却想学生物科学，为什么呢，当时就想提高营养，一般老百姓生活水平也不高。那个年代，在体格方面，日本人长得很好，营养很好，我们中国人两个人对付他一个都不行的，当时打起来，营养很差，体力不行。”最初，他想考国立浙江大学，但是浙大没有畜牧兽医系，国立中央大学才有畜牧兽医系，正逢中大和浙大一起招生，他便在中央大学的三个志愿上都填写畜牧兽医系，最终考取。然而考上了中大的他，却因为路途遥远，路费凑不齐，转入国立英士大学就读大一，中大保留一年学籍。在大二时，正当有机会去中大就读，却因为豫湘桂战役，道路阻断无法前行。直到抗战结束，中央大学回迁至南京，他又重新报考，考试通过后直接进入中央大学四年级学习，毕业后担任学校家畜生理学课的助教。
抗日战争爆发，在苏北乡下躲避了一年的祝先生来到上海的扬州中学读完了初二、初三。1940年他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附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也变得极不安全，高一结束后他便和家人一起经过香港九龙，辗转到了贵阳。那时中大附中迁到贵阳，叫国立十四中，只要成绩好，是沦陷区过来的，读书可以贷款，他就在国立十四中读了高三，和蔡先生是同班同学。高三统考时填报了中大畜牧兽医系为第一志愿，一是他想学医，二是想以后能开个牧场。他很谦虚地说能够留校是因为机缘巧合，当时抗战刚结束，畜牧兽医系的助教很多都考上了中英庚款去英国、美国留学。而之所以担任解剖助教，大概是源于他大二的时候，那时候解剖的教材很少，一个班十几个同学只有五六本书轮流看，他便用四川的竹纸把整本解剖书临摹下来，还因此劳累过度患了肺结核，下了一番苦工夫，解剖课学得很出色，担任解剖学助教顺理成章。
志同道合——为民主
早在高中时期，他们就已经接触进步思想，《红旗下的中国》、俄罗斯的文学都会看。“1947年，正是国内时局动荡，和与战的关键时刻，广大人民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平的呼声高涨，爱国学生们对于美帝国主义在我国驻军的暴行和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内战，亦甚为愤怒，在南京就发生过包围美国大使馆的抗议游行，我与一些进步同学积极参加。”韩先生在回忆中大四年级大学生涯时这样写道。祝先生回忆说，他们的同班同学安民是学生会的副主席，是“五二O”学生运动的主要学生领导人之一。
中央大学当时已经有不少进步学生了，在畜牧兽医系的教师中有一位地下党教师宋览海。他当时是寄生虫课的助教。他对留校的蔡宝祥、韩正康、祝寿康等年轻教师倾向革命有较大的影响。
1948年，学校里地下党的活动已经比较多了。在南京地下党领导下，中央大学校内成立进步组织“校友联谊会”，简称“校联”。除了“校联”，学生中还有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几位先生在宋览海同志的介绍下，参加校友联谊会，主要任务是迎接解放，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他们的地下组织开会、学习经常在金善宝院长家里（金善宝当时是著名进步教授，1949年不在南京，在江南大学任教），由地下党的小组长沈丽娟老师负责。
1949年4月，国民党要把中央大学搬去台湾，发了好多箱子，命令中央大学相关人员将实验室仪器设备装箱。当时畜牧兽医系的实验室都是几位助教在管理，蔡老师主管的细菌实验室设备是当时畜牧兽医系最好的一个，光显微镜就有二十几台，有冰箱、电暖箱等。国民党命令他们装箱，助教们便联合起来，故意拖延，全面抵制装箱，也劝说工人不要装箱。同时，教师中两位地下党员宋览海和夏祖灼，做罗清生等教授的思想工作，留校迎接解放。此外“校联”还组织了“应变会”，轮流值班，保护学校校产和校园。当时许多人都去了台湾，畜牧兽医系的家当在大家的努力下全部保留下来了。
祝先生很激动地对我们说，4月23日南京解放的那一天清晨，他和张幼成先生值夜班才结束，在山西路街头的警亭上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进城，接着他们跑回学校赶紧报告，在沈丽娟的带领下，大家扭起了秧歌，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留学回国——强中华
1957年11月17日，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从四面八方来到莫斯科大学，迎接毛主席的接见。下午6时许，当毛主席和邓小平、彭德怀等领导人出现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时，全场沸腾，欢声雷动。毛主席高兴地走到讲台的前沿和两端，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毛主席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的讲话亲切和蔼，风趣幽默。台上台下，其乐融融，大厅内充满了欢声笑语……近一个半小时的接见和讲话，大家沉浸在无比的激动和幸福之中，“为党奋斗五年”、“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声响彻礼堂。这其中，就有1954年前去苏联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韩正康老师。他到苏联去的任务是填补中国在家畜生理学方面的空白。考虑到国计民生，他当时在苏联留学研究的是“奶牛泌乳”，这也是苏联当时的国家课题，要在四年完成试验和论文。他勤奋努力，提前一年时间完成了试验和论文，通过答辩，顺利取得了副博士学位。
1978年，当时我国对外交流还很少，韩正康等人代表中国参加西班牙马德里的第一届国际动物行为学会议，可以说是破冰之旅，国家层面相当重视，经由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多位副总理批复，全国三个人参加，许振英担任队长。在旅途中经过一系列波折后，韩先生等人来到会场时，看到悬挂着的国旗中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却有挂反了的台湾青天白日旗。韩老师要求主办方改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不然就不进会场。他说：我们是代表中国来的，每个人都有祖国，我们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的国旗都看不到，我们宁愿放弃。经多方交涉之后，主办方取下台湾旗，但是他们却没有我国国旗，我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迅速回大使馆取来国旗。国旗升上去后，韩老师他们三人才走进会场。到韩老师作报告时，他向台上的国旗深情地敬礼后，才走上讲台。他的报告得到了各国与会学者的认可，纷纷要求与他进行学术合作。
蔡先生还回忆起另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们几个同学曾经合作编过一本书。那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由于当时专业参考书缺乏，祝先生、韩先生和蔡先生三个人加上另外一个同事陈万芳，合作编写了《兽医病理实验诊断学》，交由畜牧兽医图书出版社出版，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同类专业书籍，供不应求，多次再版。由于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他们几个人商量后决定将全部稿费捐给国家，作为购买飞机大炮之用。
蔡先生、韩先生和祝先生，他们为我国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一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兽医界的青年才俊。正是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高。老校友们在战火中入学，至今已有七十四年，经历了学校几度更名、易址。任时光流转，人事变迁，浓浓的同窗之情没有因时光流逝而减弱，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情感愈加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