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农成长
也许是那个特别的年代造成的，我考入南农的时候还不到16岁，确切地说是15岁半，而文革前“老三届”毕业的同学年龄差不多是我的一倍。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岁月，由于小平同志执掌乾坤，恢复高考，我便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考进了江苏农学院。当时的江苏农学院是文革期间由南京农学院与原苏北农学院合并而成的，我们入学以后一年级是在现仪征化纤总厂附近的小山丘上读的书。我是在文革期间读的初中高中，当然知道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习朝阳农学院的产物，所以也没有“仪征校区”这样的说法。
“仪征校区”虽然没有高高的围墙、标准的操场，老师们也需要每逢周一从南京或扬州赶到仪征为我们授课，颇为辛苦。但老师们非常敬业，而且几乎对我们有一种子女一样的爱护和培养的期望。十年浩劫，已经很久没有得到他们向往已久的高素质学生，虽然文革中推荐的学生中也不乏像我们的老师翟虎渠、王红谊、王耀南等杰出的才俊，但总体而言文化基础比较差，而且文革中文化课学习的氛围肯定是不浓的。我在高校里也整整教了三十年的书，谁不希望得英才而育之啊！
在“仪征校区”期间，让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当时执教我们《植物学》课程的鲍世问老师，可能我当时年纪小显得比较可爱吧，所以对我多了一份关心，告诫我学农一定要把数学、化学和英语学好，还特地从南京帮我买了一套理工科大学使用的《高等数学讲义》，这套书至今我都珍藏着，写这段文字时，手边就放着这套书。
“仪征校区”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那满山遍野的梨花。由于校园没有围墙，午间同学们休息的时候，我可以满山地转悠。我的家乡启东市是滨海平原地区，一望无际的平原，看不到一点起伏，仪征丘陵山地里丰富的植物也为我们后来学习《植物分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要搬到南京去了！所以当时的南京农学院可以说是我们一台一台的显微镜、一个一个的标本盒、一捆一捆的图书搬回去的！
年少的我在南农得到的不仅是学习上的关爱，难以释怀的是老师和同学对我生活上的照顾！15岁多一点，实际上连洗衣服也不会啊！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有些同学还穿着土布，我上大学以前基本上都是穿妈妈织布机上织出来的衣服，很粗糙的棉布。考上大学后，我父亲给我置了一身簇新的化纤布衣服，当时同学们还以为我是城里人呢，但化学布衣服是不能用开水洗的。有一次大概是秋天吧，我把裤子放在脸盆里，一点冷水也没放就把一水瓶的热水倒进去，结果很挺刮的裤子缩成一团了。在一旁一起洗衣服的颜争鸣同学看得也非常心疼，以后他就一直像亲哥哥一样照顾我。四年里，我们一起买饭，从来都是一起吃的，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两个人是吃一个锅子里的饭长大的。我们整个寝室的同学都比我大好几岁，所以他们都以争相照顾我为荣，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眼睛都湿润了，南农复校三十年暨78级同学进校三十年庆的时候，我恭恭敬敬地给每一位哥哥姐姐倒茶，满怀敬意和感激之情。我跟他们学写字、学英语、学做人！争鸣同学的字写得非常好，所以我看看也学好了；他的人品更是让人敬佩，可以说是近乎完美无瑕！他后来被推荐任命为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同班的陈建华同学、隔壁班的胡金波同学等他们几乎都是润物无声细雨般地爱护着我。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陆驹飞同学在老师教完英语课后一直坚持学英语，我也跟着他学，而当时甚至还有争论学农的要不要学英语呢。我们每天一起床洗完脸就背英语单词，然后跑步、做操、吃早饭，吃完早饭后就在教室前面的试验田田埂上背单词，直到第一节课开始，靠着这点基础，后来我力压群芳考上了原浙江农业大学的研究生，13个考生只有我一个人英语考及格了，总分又是第一名。说起考研究生，我更是感激我们班、我们寝室的同学，从确定考研的那天起，争鸣就再也不让我排队买饭了，都是他买好了我去吃，我们整个寝室一致不允许我拖地板、打开水，但也不允许我晚上11点以前睡觉！
师生协力奉献国家
1997年初，我开始涉足农业教育和农技推广方面的研究工作，那年春天我们系教工支部与附近一个部队副食品基地搞结对共建，我建议双方尝试以《绿色证书》模式培训士兵，得到部队官兵的热烈响应。但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回家以后我连夜给北京的陈建华同学打电话，建华同学那时已经从农业部教育司职教处升任到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当副校长，但这个工作是他在教育司职教处处长的任上配合原农业部副部长洪绂曾开创的，关键的政策他当然是知道的，他当时就告诉我，部队只要以团为单位开展这项工作，就可以单独发证书。此后，当时的浙江农业大学马上以学校的名义向农业部教育司申请要求配合部队开展《绿色证书》培训工作。非常巧的是我的班主任、我读大学时的辅导员王红谊老师此前不久由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调任农业部教育司司长。王老师在我读书的时候就对我非常亲的，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我的学生证大概是被南京林业种苗场没收了，要我到系里打了证明才能把学生证拿回来，我跟王老师汇报了事情的经过，王老师一句话都没有批评我，而是非常和颜悦色说句“以后不能这样了”，就为我开了证明，让我把学生证拿了回来。后来我到部里去汇报工作，王老师还亲自安排让职教处请我吃饭，在农业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又坐在相邻的座位，王老师不住地看着我开心地笑，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生的亲情，至今记忆犹新！
不久，王老师调任到中国农科院做党委书记，移交工作时他把浙江农业大学的这个军地两用人才培训作为一个重要事项移交给继任司长，继任司长程序老师是从部科技司司长转任过来的，他也非常重视和高度评价这项工作。以后部队第一期《绿色证书》培训班开班仪式举行，程序司长亲自赴杭州参加开学典礼。此项工作原浙江农业大学、浙江省政府、南京军区联勤部等也高度重视，派出了高级别的领导参加开学典礼和结业仪式。这项工作被各方面的领导一致认为是开创了军地两用人才的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途径，让很多部队士兵学到了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技术，有利于加强军队建设，也是拥军爱民的新创举。后来经过农业部与解放军总后勤部、总政治部的沟通，由三方联合发文在全军、全国推广。这项工作是我们师生三人最初倡议发起，并积极推动完成的，以后有很多领导和同仁参与到这个工作中，也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意义。
三代人的南农情缘
1982年我从南农毕业以后应届考上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的研究生，导师是沈学年教授，他是1928年由南京东南大学农学科转入金陵大学农学院的，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获学士学位。1932年至1933年任中央大学农学院助教，1934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1935年获硕士学位，研究的题目是作物抗虫育种，也许他是这个领域的至少是国内的开拓者。由于是南农两所大学前身的校友，理所当然的也是南农的校友。他对我这个南农的毕业生当然更加情有独钟。
我在南农读书的时候，《育种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小麦品种“碧蚂1号”的选育。沈先生曾经非常风趣地跟我讲述他如何创建金陵大学农学院实验农场的经历，但一直没有和我提起过他早年的学术和研究成果。我师从沈学年先生学习的时候，他是全国著名的农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耕作学的创始人之一，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是仰慕他的名声才报考他的研究生的，当然也与在南农给我们讲授《耕作学》的章熙谷教授密不可分。一直到2002年先生逝世后，我才知道1935年他回国后参与创建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他当时广泛搜集小麦种质资源，并用系统育种的方法选出“碧玉麦”（“武功14”）和“蚂蚱麦”（“武功27”），这是他的早期弟子著名育种家赵洪章院士培育“碧蚂1号”的亲本，这三个品种曾在黄河流域大面积推广，为我国北方的粮食增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也是南农校友对社会的贡献。
2000年，我有机会参加浙江大学赴台农业科技教育访问团，访问台湾大学等著名学术机构，那个时候两岸隔离了半个世纪，又是陈水扁疯狂搞台独的时期，所以去台湾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台湾对我来讲又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意想不到的是我们与台湾大学农学院各系交流的时候，得知该院园艺系前任系主任马溯轩教授是沈学年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学生，我急忙专程去拜访，合影留念。途中遇到马先生的夫人，简单闲聊之中得知她与我先生的大女儿是大学同学！10年后的今天很难想象当时的激动，而从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到南京农业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在各界人才人脉中流动的人文血液，滋养了多少代人啊！如今我自己每年至少给300多名浙大的学子授课，已毕业的硕士生已有40多名，继续传播着从南农前辈的学者那里继承过来的人文血脉！
由于我自己做学问太杂，我始终不敢回母校招揽学子到我的门下读研，去年终于有一名南农农学院的毕业生投到我门下读研，我当然会好好培养她的。浙大也常有本系的免试生读我的研究生，我至少可以说是非常受学生喜欢的老师，无论学农与否，他们都很喜欢选我的课，多的时候我一年要给近千名学生上课。
我的导师、我自己和我的研究生，还有我的表妹都是南农毕业的！何止三代人啊割不断的南农情缘!
2014年7月17日
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本文作者黄冲平，系1978级农学院校友。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南京农业大学校友会，因版面需要，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