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调查
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简称“慕课”,其出现曾被认为将掀起颠覆传统大学的教育大风暴。其建设发展现状如何?给教育带来了哪些实质性改变?记者近日进行了一番探访。
放上网就是慕课?
理解过于泛化
自2015年3月南京大学4门课上线国际慕课平台coursera以来,该校已有11门课程上线,其中《心理学与生活》等两门课程还曾登陆首页成为中国学习者最欢迎的课程。
国内的慕课平台,包括高校、教育组织、商业组织供应的各类平台。在教育部“爱课程”中国大学慕课中,南京大学新上线5门课程,东南大学上线3门课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线1门课程。而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中,东大上线4门课程,苏大上线2门,南大和南理工各上线1门。各高校都在有意识地推进慕课,去年省教育厅在品牌专业评审要求中明确提出,高校应完成若干门慕课建设任务。
“放上网的,不一定就是慕课”,南京大学电子系副教授王自强说,社会上对“慕课”的理解存在泛化。不少线上课程只是把老师上课过程录像,跟过去的“电视大学”没有太大差别,“质量不高,甚至有错误、矛盾之处。慕课推行过程中怕的不是数量少,而是质量低。”
据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对国内96个慕课平台所做调查,几乎每个大平台都有100多门课程,但很少既提供课程资源又提供学习服务。所统计千余门课程80%基本无互动,只是传统课堂搬家,与吸引几十万人同时上线学习讨论的“慕课”相去甚远。
课程制作不易,
知识产权等问题凸显
“慕课学习者必须作为课堂的一部分,身临其境,参与各种问题讨论。”记者在王自强打开的南大慕课平台看到,课程除了教学视频外,还有讨论区、互动区、资源库等,在线学习者需随时回答老师提问,参与讨论,提交当日学习的作业。
“真正的慕课需要一个教学团队打造,包括摄影师、IT专家等专业人士,每制作完一部分,还需要评审、打磨。南大有的慕课已制作一年多还在进行中。”王自强告诉记者。
知识产权也是大问题。江苏省教学名师、南京农业大学植物科学系主任强胜教授说:“课堂上我们可以随意搜寻使用教学素材,可放到网上,每一幅图片都需寻找源头,获取版权。”在制作精品共享课时,强胜曾联系一名教授,使用了其拍摄的100多幅植物图片,商量出版时却被一口回绝。后来他每到一地就跋山涉水去拍摄植物图片,足足拍了10万多张,分类、鉴定、标注,这才有了课程素材。而慕课本身的知识产权也让人疑虑,其所有者是学校、教师还是平台?目前尚无明确说法。
王自强今年曾到省内20多所学校,交流南大开展“慕课”嫁接“翻转课堂”的经验,不少学校跃跃欲试。但不少教师仍习惯传统教学方法,学校相关配套政策还不完善,缺少经济、知识产权方面的保障,怎么发动?
替代校内课程,
慕课推动教学改革
尽管与世界一流“慕课”尚有不小距离,但这并没有妨碍各大高校鼓励学生选择慕课替代校内课程。
王自强说,慕课的教育理念革新,大学无法回避,课堂必须有深层次改变。“全球那么多名师在线学生为什么要听你的课?老师的角色也正重新定位。”
南京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蔡颖蔚介绍,目前该校有近百门课程实现“翻转课堂”,学校为此改造不少教室,3面是黑板,学生团团围坐,出现了面红耳赤的争论、洋洋洒洒的板书推导、争先恐后的操作演示、不时爆发的喝彩掌声等传统课堂罕见场景。其知识留存率达90%,而传统课堂的学习留存率只有5%。
强胜告诉记者,从2015年起,南京农业大学面向全校25个班级开设的植物学课程不再有老师讲授。学生课外自己听课,老师负责监控、控制节奏。“一开始我也有点担心,试验下来发现效果很好,更有助于促进学生主动性、研究性学习。”强胜对利用“慕课”进行课程改革充满信心。
建设慕课课程,
要有精品意识
业内人士表示,慕课有助于提高大学教学质量、促进高教改革,只是其功能的一方面。“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学到任何知识”,不仅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一大利器,也将决定中国大学的世界影响力。
刘琳蔚2010年本科毕业,目前在南京一家公司工作。他去年也申请过一门有关财务的慕课课程,但最终没能看完,“不够有意思,讨论区里也不热烈,只是三两个人留言。”对此,王自强认为,高校建设“慕课”要有精品意识,避免应付摊派、制作不达水准。
在强胜看来,与其各学校各自建设慕课平台,不如打破校际壁垒,集中各专业具有优势的多所学校力量,打造“精品”,实现课程共享、学分共认,“慕课对社会开放,体现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成本也得建立制度加以解决。”强胜建议,高校应提供完善的技术保障、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可将慕课课程纳入教师原本考评体系中,打破与正常教学壁垒分明的局面,还需要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让慕课在赢利基础上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社会服务。
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符合严格“慕课”定义和标准的课程,大概只有两百多门。北京大学华文慕课总架构师张有明说,“如果学校在某些领域做不出来好的课程,那么把别人的课程资源利用好也不错。一门好的慕课,或许抵得上100门平庸的课程。”
本报记者 杨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