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刘大钧先生的90华诞。一年多前，有幸拜读李群教授主编的《此生只为麦穗忙——刘大钧传》初稿，感觉到意犹未尽，遂想写一点有关刘先生的回忆文章作为补充。拖拖拉拉写了一年终成此文。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刘先生对我人生关键阶段的指导、鼓励和帮助。同时也感谢我在细胞遗传实验室学习和工作时给我提供帮助、带来快乐和美好回忆的老师和同学们。
初聆先生教诲：我的本科生时期（1981年-1985年）
我是1981年考入南京农业大学（时称南京农学院）农学系作物育种专业（育种11班）学习的。第一次见到刘先生是在上专业基础课“细胞遗传学”的课上。20世纪80年代南京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在国内很有名。农学系植物遗传育种学科有著名的五大教授：马育华（大豆遗传育种，统计学）、吴兆苏（小麦遗传育种）、潘家驹（棉花遗传育种）、朱立宏（水稻育种）和刘大钧（细胞遗传）。学生们每每谈起，都如数家珍，充满了自豪和敬仰。当时刘先生为南京农学院副院长，但仍坚持给本科生上专业基础课。那时育种专业的本科生比较幸运，几位知名教授都曾为我们上课。这些老先生上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知识渊博，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也领略了大师的风采和他们对人生的感悟。30余年后的今天，每每回忆起几位教授讲课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刘先生给我们讲“细胞遗传学”是在大三（1983年）。他用的教材、讲义都是英文的，放的投影也是原文的。我最初的专业英语单词就是在这一门课上接触到的，也激发起我对英语的兴趣。和其他教授一样，刘先生在教授我们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常给我们讲一些遗传育种发展史上的人物、典故，以及讲做学问、做人的道理。这应该是中国文化里所说的“教书育人”的一个方面吧。
记得有几次上课时刘先生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考他的硕士研究生。当时研究生比较少，招生规模也不像现在如此壮观。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自那时起我就决定选择考刘先生的研究生。1984年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专业课试卷由南农教授们命题。我的专业课成绩似乎在本校考生中是前一、二名。刘先生很高兴，当时和陈佩度老师一起对我进行了简单的复试就录取了。是年暑假（1984）期间，我留在学校一段时间，与刘先生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当时刘先生正因组织翻译国外的《细胞遗传学》作为教科书，需要找一个人帮助校稿。我有幸作为勤工俭学的本科生被选中，既高兴也激动，但是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把刘先生的译稿做了很多主观的改动，其中很多由于对英文的理解不到位把正确的改错了。刘先生看了以后并未指责我，倒是很耐心地给我指出理解不准确之处。这是第一次聆听刘先生的教诲。除了对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愈加景仰外，也对他对我这样一个本科学生的耐心及关怀心怀敬意。
本科四年的最后半年是实习。我和同班的其他两位同学一起分配到刘先生的实验室。此时刘先生的实验室还在教学主楼的二楼，面积相当有限，且一部分由厕所改建而成。印象比较深的是实验室面积虽小但非常整洁。整个实验室充满了醋酸的味道。此时实验室条件还比较差，有一台进口的显微镜是放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没有超净工作台。组培灭菌操作是在酒精灯上进行的（下面放一块湿的纱布）。
我的毕业实习课题是研究小麦与黑麦之间的杂交结实率。试验田是在现学校北大门主干道两侧。我们做小麦与黑麦杂交的试验地靠近北大门内侧。靠主楼这一半为小麦育种课题组人工喷灌进行赤霉病接种的试验地。所做研究验证了黑麦中控制育性的基因的存在。另外学到的技术是如何快速进行小麦杂交去雄套袋。印象中能达到的最高记录是每小时去雄6个穗子！此间记得刘先生有时也到地里手把手地教学生们如何进行小麦的去雄和授粉。
1984年南京农学院改名为南京农业大学，刘先生为改名后的第一任校长， 而我们1981届的学生也成了南京农业大学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1985）。毕业证书上校长签名是刘先生。当时班上同学都觉得作为南京农业大学遗传育种专业第一届毕业生而倍感自豪，与有荣焉。
“要学就学最好的”：我的硕士研究生时期（1985年-1988年）
1988年9月，我正式成为刘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为植物细胞遗传与细胞工程。此时学校和细胞遗传实验室的条件已有较大改善。实验室从教学主楼搬到新的实验大楼（现在的资源与环境学院楼）。老师们有自己的实验室和办公室，研究生也有专门的实验室。尽管刘先生为学校校长，但他自己在教研组的办公室也仅是从组织培养间辟出的一小间，约10平方米。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94年我离开实验室为止，远远比不上今日的办公条件。
1985年至1988年，这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三年，对我以后的人生职业选择影响非常大。此间我接受了系统、正规、完整的专业知识、科学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及职业道德方面的训练，也为以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年研究生学习总的印象，尽管刘先生此时担任一校之长，事务繁杂，但他对研究生的指导、交流、沟通并不少。除了新生开题讨论、立项外，这主要体现在每周一次由实验室老师和研究生参加的例会上或给实验室研究生开设的文献阅读课上。
作为细胞遗传实验室的一个传统，和其他很多专业或实验室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每个研究生一般在进入实验室的第一个学期就要求确定课题并开始研究工作，这是由植物遗传学研究的特性（周期长、需要重复等）决定的。那时尽管没有明确规定每个研究生毕业时必须要有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但刘先生对每个人的期待是对所做的课题要有可发表的结果。在课题的设计方面，对拟从事的研究现状必须要有清晰的了解；重复别人的工作肯定是不允许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既要考虑其实际应用价值，也要考虑理论上的意义，当然还要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每个学生的兴趣、专业基础与教育背景不尽相同，刘先生和每个学生制订课题时也考虑到这些因素，因材施教。当时实验室大多数研究生的课题都与远缘杂交或植物组织培养有关。在制订课题时，刘先生一方面鼓励学生去探索，从事有风险的课题，他同时也会给学生考虑风险比较低的课题，从而保证学生能有研究结果并按时毕业。因此那些年从刘先生实验室毕业的研究生大多数都有不止一篇文章发表，这对后来的学生既是一种压力，也是努力的方向。
对研究生们所从事课题研究的质量，刘先生及实验室负责指导的老师们有严格的要求。例如对远缘杂交的结实率要有杂交小花的数目做基础。对统计减数分裂中染色体配对频率，最低必须统计120个花粉母细胞等等。对支持重要结论的图片其清晰度、准确性都必须得到他或其他指导老师的确认。支持某一结论的证据要充分准确，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要用不同的方法提供证据。“我们是做科学研究的，一切要用证据说话，不要信口开河。”
实验室定期的例会是刘先生了解学生们研究进展的重要渠道。在会上，每位研究生要汇报研究进展，提出存在的问题或困难，并且和大家讨论相应的解决方法。刘先生一般会对工作做得好的提出表扬，对进展慢的委婉地提出批评并指出改进的方法。不同的研究生个性不一样，教育背景、研究能力有差异，因而研究的进度有快有慢。我印象中刘先生对所有的学生都是一样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他也从未对任何学生有过歧视、辱骂或有过任何过激无礼的言行。
读研究生期间与刘先生接触交流比较多的时间是在他的文献阅读课上，一般每周一次，就与研究有关的一个专题由刘先生推荐文献并指定一个或多个研究生对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和评价。这些文献既涉及某一专题的经典文献，也包括最新的研究进展。这样一个学期下来，上课的学生对有关领域研究的历史、现状有了很好的了解， 亦对提高研究生的文献阅读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大有裨益。在这一过程中，刘先生非常强调对文献的批评性阅读而非全盘接受文章的结论与观点。例如我印象非常深的一次，我做了一个有关小麦起源进化的文献综述。刘先生介绍了不同学派的观点，指出文章作者结论的局限性，同时补充了我的综述中在这一领域遗漏的一些新的发现。
文献阅读课的方式相对比较不那么正式。刘先生也借此机会给学生们谈一些做人及做学问的方法。刘先生除外语（英、俄语）流利外，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也颇为丰富。他常常引用《易经》中经典名言教育我们“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要求我们把研究目标定得高一些。对设计研究课题要追踪国际目标，“要学就学最好的”，切忌坐井观天，闭门造车。做研究应该这样，在人生活中亦应如此。
三年研究生学习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培养了做研究的团队精神。当时实验室三届有8个研究生，每个人与导师接触的时间毕竟有限。更多的时候是研究生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讨论，老的帮助新的。这三年的生活学习经验是非常正面的。我感觉同学之间相处得都非常融洽，没有负面的恶性竞争。刘先生对每个学生也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对每个人的研究提供全力的支持。他也一再强调在研究中合作的重要性。“不要总想着光占便宜不吃亏。如果大家都想占便宜，这个系统就不平衡了”。刘先生和组里老师的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对每一位实验室的研究生都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这种团队精神对在读的研究生们影响也是非常积极的，这可能也是毕业多年后大多数研究生们和刘先生以及细胞遗传实验室仍保持联系的原因。
1985年研究生学习第一年，刘先生及陈佩度老师即准备着手制订硕士论文研究课题。考虑到赤霉病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生产的重要病害，但在小麦中没有理想的抗源，因此从小麦亲缘植物中转移赤霉病抗性一直是细胞遗传实验室的重要研究目标。小麦亲缘植物中鹅观草属中的纤毛鹅观草（异源四倍体）及鹅观草（异源六倍体）在长江中下游有广泛分布。因为江苏苏南地区是小麦赤霉病多发区，因此我专门到苏州地区搜集了这两个种以期找到高抗的材料。经赤霉病抗性人工接种鉴定，发现六倍体鹅观草比四倍体纤毛鹅观草抗性略高，因此决定把六倍体鹅观草作为重点进行外源基因供体与普通小麦（中国春）进行杂交。
此前实验室已成功做过小麦与簇毛麦、大麦、黑麦、披碱草及中间偃麦草等亲缘植物的远缘杂交，但鹅观草与小麦之间的杂交未有尝试，难易程度亦不得而知。当时对各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仅局于形态学鉴定。两种鹅观草与小麦间的成功杂交，首先要研究野生物种的开花习性并安排双亲间的花期相遇，其次要在开花盛期进行人工授粉。结果发现在南京温室内鹅观草开花时间一般在中午12点至下午1点之间。对2个亲缘物种与小麦之间进行了正反交试验。由于鹅观草的花小，小穗密度低，采集鹅观草的花粉相当不易，需要多个穗子的花粉去给一个小麦穗授粉。一个季节下来，需对数百个小麦或鹅观草的穗去雄授粉。授粉后焦急地等待统计结实情况并需对杂种的幼胚用组织培养方法进行胚拯救。最后远缘杂交的结实率约为0.1%，是年夏季，仅有以小麦为母本与鹅观草的杂交最终拿到真正的杂种苗及与小麦回交的后代。有惊无险。回想起在闷热的温室中汗流浃背地进行去雄授粉，做赤霉病人工接种鉴定时土法上马的无奈，及在显微镜下统计无数染色体的日日夜夜，个中辛苦与快乐，迄今仍历历在目，亦庆幸这种经历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个时候细胞遗传实验室的传统是研究生们无周末，晚上也工作。同学之间既相互学习，也增进了友谊。刘先生有时也在晚上或周末造访实验室。兴之所至，会自告奋勇地做几张细胞学片子，给大家演示一下压片的方法。师生间的情谊也在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留在先生身边的日子：我在细胞遗传实验室工作期间（1988年-1994年）
1988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有幸成为细胞遗传实验室的一名年轻教师，同时兼任江苏省遗传学会秘书，负责学会的日常工作。其时刘先生任江苏省遗传学会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常务理事兼植物遗传专业委员会主任。自1988至1994年6年间，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刘先生之间有很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对刘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待人接物等各个方面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学习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国外的农业与生命科学研究已深入到分子水平，与之相应的生物技术在作物改良上亦有广泛应用，但国内分子水平上的研究在农业院校遗传育种专业几乎没有。南京农业大学细胞遗传实验室在植物染色体研究方面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但和国外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刘先生对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国内的差距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不遗余力地拓展实验室的研究思路和领域。在实验室建设上采取派出去和请进来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方面派老师到国外先进的实验室学习本领域国际水平的研究技术如染色体分带、分子原位杂交、植物细胞组织培养及遗传转化技术等。另一方面也邀请国际上知名同行到实验室讲学指导。特别是后者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拓宽研究思路，开阔国际视野的影响非常大。经过几年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验室大体形成了三个研究方向，即细胞遗传（染色体工程）、生物技术（组织培养遗传转化）和植物分子遗传。研究生招生也在这三个方面展开。
作为学校的校长和学科带头人，刘先生关心的并不仅仅是他自己实验室的建设。1980年代，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植物遗传育种专业蜚声海内外，但从事植物分子遗传研究的人基本没有。学生、老师这一方面的知识也基本停留在教科书上，刘先生十分关心如何改变学校的这一现状。1989年及1990年，刘先生通过学校研究生部特别邀请了时在上海农学院的许煜泉教授讲授植物分子生物学，邀请时在南京铁道医学院的高翼之教授讲授分子遗传学，面向的是全校有关专业的研究生。这两门课可以说是当时南农研究生教育的启蒙课程，影响深远。
与很多实验室过分近亲繁殖不同，刘先生非常鼓励不同领域、不同实验室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教研组内部如此，在学校不同学科之间亦如此。当时实验室引进的年轻教师有从其他单位来的。也曾经邀请校内其他实验室老师给教研组内老师介绍不同领域的知识，如兽医系陈傅言教授给大家介绍免疫遗传学的基础知识。
刘先生也强调与国内同行之间的交流。当时国内从事植物细胞遗传的实验室有4-5家（如西北植物所李振声院士、东北师大郝水院士、南开大学张自立教授及中山大学李宝健教授等）。刘先生要求研究生们对各实验室的工作有很好的了解，学习别人的长处。同时实验室也招收了来自国内其他实验室的学生做研究生或进修（如东北师大刘宝、西北植物所李万隆等）。细胞遗传实验室与其他实验室亦有交流合作。我个人印象当时国内植物细胞遗传学同行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没有“学霸”或赢者通吃。
刘先生的知识渊博固然与他的家学渊源及受到的教育有关，但我对刘先生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对新知识、新技术虚心好学、孜孜以求的态度。刘先生生于1926年；1988年我参加工作时他已60多岁。贵为校长和知名教授，他对学习新生事物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刘先生是江苏省遗传学会的理事长，也在另外几个全国性学会担任职务或学术杂志的编委。这些都使他对很多领域有较全面的了解（如对医学、动物和微生物遗传学的进展，交叉学科等）。研究生的文献阅读课也是刘先生了解细胞遗传学领域进展的窗口，但他自己也喜欢读书和各种文献。特别是他不耻下问，和年轻教师及研究生们讨论一些他不清楚的方法、技术或问题。他愿意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新信息、新进展。我记得他每次从国外访问回来，都要向组内师生交流见闻和心得，比如我还清楚记得他从国外带回的转基因用的基因枪资料。1996年他和陈佩度老师访问德州农工大学（我此时在该校读博士），与一些同行交流并探讨合作的机会时取得了一些意外的收获，刘先生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98年在加拿大参加第8届国际小麦遗传学会议期间，好些细胞遗传实验室毕业在国外的学生们都参加了，他特别组织大家开了一个会，让大家为实验室研究献计献策。
刘先生对学生和青年教师在业务上的要求和期待都很高。他对每个学生的实验计划、试验设计和统计分析等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对论文、课题申请书等在正式提交前基本上是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实验室很多文章是投给英文杂志的。刘先生的英语素养很高，对英文的遣词造句颇为讲究，总是要认真推敲。那时没有互联网，很多时候他都要亲自查字典核实某个英文单词的用法以求准确。
刘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并非局限于对待他自己的实验室的人和事。他是好几个全国性学术杂志的编辑，亦在数个学术组织担任职务。他并非那种仅得虚名不干事的人。我们经常有机会看到他对投给学术杂志论文所撰写的评审意见，其态度之认真细致令我印象深刻。另一件事是1990年由中国遗传学会植物遗传专业委员会主持的在南京召开的“植物遗传理论与应用”研讨会。其时刘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筹备这次会议，我作为江苏省遗传学会的秘书自始至终参与了会议的准备工作。刘先生及筹备委员会成员从会议主题的确定、提交稿件的评审、与会者报告的遴选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非常认真细致的工作。刘先生特别强调会议的这些安排要以提高国内植物遗传学研究的水平以及促进同行间学术交流这两个大方向上去考虑。最后会议代表与会前拿到了人手一本会议论文集。会议代表感觉到这是一次真正的学术会议，并对会议好评如潮。这次会议为中国植物遗传学界树立了一个标杆。刘先生作为主要的组织召集人，对此功不可没。
当学生时，刘先生给人一种威严、可敬但未必可亲的感觉。工作以后和他接触的机会多了，才认识到刘先生的平易近人。刘先生并不会因为自己资历深、年龄长、地位高而摆架子、讲排场。在教研组内所有的人均以老师相称。实验室内一些集体活动如春游、迎送茶话会等他都会尽量参加。刘先生对年轻人的关心和培养在学校里广为人知，但他不是一个无原则的老好人。在业务上他对年轻老师和学生们的要求很严，但在生活上他可以说扮演了一个慈父的角色。学生们在生活上有了困难、工作中遇到挫折都愿意找刘先生寻求帮助和指导。这种帮助有时在人生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相信很多他的学生们都有这样的体会。1993年我结婚，刘先生和师母陆家云代表我的父母出席了婚礼庆祝仪式。刘先生在我结婚前后为我们提供的各种帮助让我们终生难忘。
刘先生对年轻人的关爱不局限于细胞遗传实验室的老师和学生，也包括已经毕业的学生、其他教研组以至于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有一次刘先生收到新疆来的一封信，一名少数民族的年轻学生来信向他询问一些问题。信中汉字表达得结结巴巴，词不达意。但刘先生读后非常高兴，马上亲自回信，并嘱咐要立刻寄出去。问之缘由，刘先生说少数民族地区研究水平差一些，我们一定要支持鼓励并尽可能帮助他们。1989年5-6月间，全国包括南农校园内一片混乱；细胞遗传实验室的师生因为季节关系仍比较忙，但工作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在实验室的会议上或与学生的交谈中，刘先生一方面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以及对当前形势的困惑，另一方面劝说大家要把心思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他还给我们讲了他自己解放前参加学运的亲身经历，告诫大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要盲从，更不要做违法的事，对一些外出游行的学生，他也极力劝说或派人把他们找回来以免出意外。
刘先生为人极有涵养，待人接物有君子之风，穿着谈吐亦有艺术家气质。和刘先生同事多年，只看到他唯一的一次发火。原因是一位老师把从国外进口的一台正在使用的培养箱想拆开来研究内部结构。实际上刘先生是一个比较幽默的人，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比如有一次他一早到办公室，呵欠连连。问之，他说今天一大早你们陆老师（师母）看到卫生间的灯没有关，估计是刘老师昨晚忘记关了，因此一定要他马上起来去关。因此起早了，没睡好，大家听后不觉莞尔。
刘先生担任学校行政领导近10年，这一段时间他的实验室发展亦很快。以我的观察，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刘先生把学校和实验室的事分得很清楚。在教研组内我不记得他谈过任何关于学校有关他校长职责的事。刘先生为人生活俭朴，不讲求奢华。他在教研组的办公室大概10平方米，里面仅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个书柜而已（后增加了一台计算机）。他也没有用校长的特权去做与校长职责无关的事。我清楚地记得，大概是1990年夏天，我和刘先生一起去苏州医学院（现苏州大学医学院）与省遗传学会的一位理事商讨学会事宜。刘先生和我一起乘普通火车往返。时天气炎热，一路汗流浃背，但这丝毫未影响刘先生的兴致。在回程的路上他还饶有兴致地和两个外国学生用英语聊天！
从1981年到1994年，我作为南农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亲身经历了在此期间学校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刘先生在这一段时间担任南京农学院副院长及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十余年。他对南农的恢复及发展的贡献相信早有评价。刘先生的领导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自己肯定也有为南农发展做贡献的强烈愿望。以先生办事认真，追求尽善尽美的性格，他希望把学校搞好。和刘先生一起工作6年，可惜一直没有机会问他自己对做那么多年学校行政领导的想法和看法。但有一点我相信，刘先生没有利用当学校领导的权力为自己实验室或个人谋取额外的或不正当的利益。他领导的细胞遗传实验室那些年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完全是他和他的团队的老师和学生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就他自己来说，我在1994年离开南农时，刘先生一家仍然住在两室一厅的住房，其条件比好多知名教授要差。他经常和我们抱怨，“整天和不想见面的人打交道，但谈得来的或想见的人却没有时间见面”，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可见一斑。
细胞遗传实验室是永远的家：海外留学生涯（1994年以后）
1994年，我离开了细胞遗传实验室去德州农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前曾放弃教研组安排去英国进修的机会。刘先生对此可能有一些不快。他戏称细胞遗传实验室变成了“博士前流动站”，但他还是支持我并写了推荐信。自此以后与刘先生及实验室老师的联系虽经常，但其时通信未有今天发达，远隔重洋，交流有隔靴搔痒之感，因为对我来说，细胞遗传实验室始终是心目中的一个家！其间在国外和刘先生见过两次面，包括1996年他和陈佩度老师到德州农工大学的访问。1999年刘先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外高兴，觉得他的工作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实至名归。2004年，来美10年后第一次携全家回国，看到刘先生神采奕奕，精神不减当年，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再以后刘先生生病。近几年每次回国有机会去看望刘先生，看到他与过去的形象反差之大，心中总是有无言的伤感。惜本人生性口拙，不知如何表达安慰。
值得高兴的是，他倾注心血建立的细胞遗传实验室现在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并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刘先生桃李满天下，他所培养的学生遍布海内外，或从事教学、科研，或从事行政工作，或经商办企业。我们中的大多数或许难以真正学习到他的风度、气质或修养，但我们正在努力践行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的治学态度，以及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本本分分地做人，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并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一些成绩。或许这一点可以让刘先生感到欣慰与自豪吧！
2015年6月12日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
后记：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刘先生已过七十又两旬。从事植物育种的人常高寿；智者和仁者亦高寿。衷心祝愿刘先生和陆家云师母身体健康，颐养天年。期待10年后刘先生、陆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庆祝他100岁的生日。王秀娥教授不辞辛劳将手稿输入电脑，对初稿进行勘误并提出改进意见。内子颂平在写作和定稿过程中提出中肯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初聆先生教诲：我的本科生时期（1981年-1985年）
刘先生给我们讲“细胞遗传学”是在大三（1983年）。他用的教材、讲义都是英文的，放的投影也是原文的。我最初的专业英语单词就是在这一门课上接触到的，也激发起我对英语的兴趣。和其他教授一样，刘先生在教授我们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常给我们讲一些遗传育种发展史上的人物、典故，以及讲做学问、做人的道理。这应该是中国文化里所说的“教书育人”的一个方面吧。
记得有几次上课时刘先生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考他的硕士研究生。当时研究生比较少，招生规模也不像现在如此壮观。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自那时起我就决定选择考刘先生的研究生。1984年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专业课试卷由南农教授们命题。我的专业课成绩似乎在本校考生中是前一、二名。刘先生很高兴，当时和陈佩度老师一起对我进行了简单的复试就录取了。是年暑假（1984）期间，我留在学校一段时间，与刘先生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当时刘先生正因组织翻译国外的《细胞遗传学》作为教科书，需要找一个人帮助校稿。我有幸作为勤工俭学的本科生被选中，既高兴也激动，但是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把刘先生的译稿做了很多主观的改动，其中很多由于对英文的理解不到位把正确的改错了。刘先生看了以后并未指责我，倒是很耐心地给我指出理解不准确之处。这是第一次聆听刘先生的教诲。除了对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愈加景仰外，也对他对我这样一个本科学生的耐心及关怀心怀敬意。
本科四年的最后半年是实习。我和同班的其他两位同学一起分配到刘先生的实验室。此时刘先生的实验室还在教学主楼的二楼，面积相当有限，且一部分由厕所改建而成。印象比较深的是实验室面积虽小但非常整洁。整个实验室充满了醋酸的味道。此时实验室条件还比较差，有一台进口的显微镜是放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没有超净工作台。组培灭菌操作是在酒精灯上进行的（下面放一块湿的纱布）。
我的毕业实习课题是研究小麦与黑麦之间的杂交结实率。试验田是在现学校北大门主干道两侧。我们做小麦与黑麦杂交的试验地靠近北大门内侧。靠主楼这一半为小麦育种课题组人工喷灌进行赤霉病接种的试验地。所做研究验证了黑麦中控制育性的基因的存在。另外学到的技术是如何快速进行小麦杂交去雄套袋。印象中能达到的最高记录是每小时去雄6个穗子！此间记得刘先生有时也到地里手把手地教学生们如何进行小麦的去雄和授粉。
1984年南京农学院改名为南京农业大学，刘先生为改名后的第一任校长， 而我们1981届的学生也成了南京农业大学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1985）。毕业证书上校长签名是刘先生。当时班上同学都觉得作为南京农业大学遗传育种专业第一届毕业生而倍感自豪，与有荣焉。
“要学就学最好的”：我的硕士研究生时期（1985年-1988年）
1985年至1988年，这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三年，对我以后的人生职业选择影响非常大。此间我接受了系统、正规、完整的专业知识、科学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及职业道德方面的训练，也为以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年研究生学习总的印象，尽管刘先生此时担任一校之长，事务繁杂，但他对研究生的指导、交流、沟通并不少。除了新生开题讨论、立项外，这主要体现在每周一次由实验室老师和研究生参加的例会上或给实验室研究生开设的文献阅读课上。
作为细胞遗传实验室的一个传统，和其他很多专业或实验室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每个研究生一般在进入实验室的第一个学期就要求确定课题并开始研究工作，这是由植物遗传学研究的特性（周期长、需要重复等）决定的。那时尽管没有明确规定每个研究生毕业时必须要有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但刘先生对每个人的期待是对所做的课题要有可发表的结果。在课题的设计方面，对拟从事的研究现状必须要有清晰的了解；重复别人的工作肯定是不允许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既要考虑其实际应用价值，也要考虑理论上的意义，当然还要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每个学生的兴趣、专业基础与教育背景不尽相同，刘先生和每个学生制订课题时也考虑到这些因素，因材施教。当时实验室大多数研究生的课题都与远缘杂交或植物组织培养有关。在制订课题时，刘先生一方面鼓励学生去探索，从事有风险的课题，他同时也会给学生考虑风险比较低的课题，从而保证学生能有研究结果并按时毕业。因此那些年从刘先生实验室毕业的研究生大多数都有不止一篇文章发表，这对后来的学生既是一种压力，也是努力的方向。
对研究生们所从事课题研究的质量，刘先生及实验室负责指导的老师们有严格的要求。例如对远缘杂交的结实率要有杂交小花的数目做基础。对统计减数分裂中染色体配对频率，最低必须统计120个花粉母细胞等等。对支持重要结论的图片其清晰度、准确性都必须得到他或其他指导老师的确认。支持某一结论的证据要充分准确，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要用不同的方法提供证据。“我们是做科学研究的，一切要用证据说话，不要信口开河。”
实验室定期的例会是刘先生了解学生们研究进展的重要渠道。在会上，每位研究生要汇报研究进展，提出存在的问题或困难，并且和大家讨论相应的解决方法。刘先生一般会对工作做得好的提出表扬，对进展慢的委婉地提出批评并指出改进的方法。不同的研究生个性不一样，教育背景、研究能力有差异，因而研究的进度有快有慢。我印象中刘先生对所有的学生都是一样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他也从未对任何学生有过歧视、辱骂或有过任何过激无礼的言行。
读研究生期间与刘先生接触交流比较多的时间是在他的文献阅读课上，一般每周一次，就与研究有关的一个专题由刘先生推荐文献并指定一个或多个研究生对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和评价。这些文献既涉及某一专题的经典文献，也包括最新的研究进展。这样一个学期下来，上课的学生对有关领域研究的历史、现状有了很好的了解， 亦对提高研究生的文献阅读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大有裨益。在这一过程中，刘先生非常强调对文献的批评性阅读而非全盘接受文章的结论与观点。例如我印象非常深的一次，我做了一个有关小麦起源进化的文献综述。刘先生介绍了不同学派的观点，指出文章作者结论的局限性，同时补充了我的综述中在这一领域遗漏的一些新的发现。
文献阅读课的方式相对比较不那么正式。刘先生也借此机会给学生们谈一些做人及做学问的方法。刘先生除外语（英、俄语）流利外，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也颇为丰富。他常常引用《易经》中经典名言教育我们“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要求我们把研究目标定得高一些。对设计研究课题要追踪国际目标，“要学就学最好的”，切忌坐井观天，闭门造车。做研究应该这样，在人生活中亦应如此。
三年研究生学习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培养了做研究的团队精神。当时实验室三届有8个研究生，每个人与导师接触的时间毕竟有限。更多的时候是研究生同学之间的相互学习、讨论，老的帮助新的。这三年的生活学习经验是非常正面的。我感觉同学之间相处得都非常融洽，没有负面的恶性竞争。刘先生对每个学生也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对每个人的研究提供全力的支持。他也一再强调在研究中合作的重要性。“不要总想着光占便宜不吃亏。如果大家都想占便宜，这个系统就不平衡了”。刘先生和组里老师的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对每一位实验室的研究生都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这种团队精神对在读的研究生们影响也是非常积极的，这可能也是毕业多年后大多数研究生们和刘先生以及细胞遗传实验室仍保持联系的原因。
1985年研究生学习第一年，刘先生及陈佩度老师即准备着手制订硕士论文研究课题。考虑到赤霉病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小麦生产的重要病害，但在小麦中没有理想的抗源，因此从小麦亲缘植物中转移赤霉病抗性一直是细胞遗传实验室的重要研究目标。小麦亲缘植物中鹅观草属中的纤毛鹅观草（异源四倍体）及鹅观草（异源六倍体）在长江中下游有广泛分布。因为江苏苏南地区是小麦赤霉病多发区，因此我专门到苏州地区搜集了这两个种以期找到高抗的材料。经赤霉病抗性人工接种鉴定，发现六倍体鹅观草比四倍体纤毛鹅观草抗性略高，因此决定把六倍体鹅观草作为重点进行外源基因供体与普通小麦（中国春）进行杂交。
此前实验室已成功做过小麦与簇毛麦、大麦、黑麦、披碱草及中间偃麦草等亲缘植物的远缘杂交，但鹅观草与小麦之间的杂交未有尝试，难易程度亦不得而知。当时对各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仅局于形态学鉴定。两种鹅观草与小麦间的成功杂交，首先要研究野生物种的开花习性并安排双亲间的花期相遇，其次要在开花盛期进行人工授粉。结果发现在南京温室内鹅观草开花时间一般在中午12点至下午1点之间。对2个亲缘物种与小麦之间进行了正反交试验。由于鹅观草的花小，小穗密度低，采集鹅观草的花粉相当不易，需要多个穗子的花粉去给一个小麦穗授粉。一个季节下来，需对数百个小麦或鹅观草的穗去雄授粉。授粉后焦急地等待统计结实情况并需对杂种的幼胚用组织培养方法进行胚拯救。最后远缘杂交的结实率约为0.1%，是年夏季，仅有以小麦为母本与鹅观草的杂交最终拿到真正的杂种苗及与小麦回交的后代。有惊无险。回想起在闷热的温室中汗流浃背地进行去雄授粉，做赤霉病人工接种鉴定时土法上马的无奈，及在显微镜下统计无数染色体的日日夜夜，个中辛苦与快乐，迄今仍历历在目，亦庆幸这种经历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个时候细胞遗传实验室的传统是研究生们无周末，晚上也工作。同学之间既相互学习，也增进了友谊。刘先生有时也在晚上或周末造访实验室。兴之所至，会自告奋勇地做几张细胞学片子，给大家演示一下压片的方法。师生间的情谊也在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留在先生身边的日子：我在细胞遗传实验室工作期间（1988年-1994年）
20世纪80年代，国外的农业与生命科学研究已深入到分子水平，与之相应的生物技术在作物改良上亦有广泛应用，但国内分子水平上的研究在农业院校遗传育种专业几乎没有。南京农业大学细胞遗传实验室在植物染色体研究方面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但和国外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刘先生对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国内的差距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不遗余力地拓展实验室的研究思路和领域。在实验室建设上采取派出去和请进来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方面派老师到国外先进的实验室学习本领域国际水平的研究技术如染色体分带、分子原位杂交、植物细胞组织培养及遗传转化技术等。另一方面也邀请国际上知名同行到实验室讲学指导。特别是后者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拓宽研究思路，开阔国际视野的影响非常大。经过几年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验室大体形成了三个研究方向，即细胞遗传（染色体工程）、生物技术（组织培养遗传转化）和植物分子遗传。研究生招生也在这三个方面展开。
作为学校的校长和学科带头人，刘先生关心的并不仅仅是他自己实验室的建设。1980年代，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植物遗传育种专业蜚声海内外，但从事植物分子遗传研究的人基本没有。学生、老师这一方面的知识也基本停留在教科书上，刘先生十分关心如何改变学校的这一现状。1989年及1990年，刘先生通过学校研究生部特别邀请了时在上海农学院的许煜泉教授讲授植物分子生物学，邀请时在南京铁道医学院的高翼之教授讲授分子遗传学，面向的是全校有关专业的研究生。这两门课可以说是当时南农研究生教育的启蒙课程，影响深远。
与很多实验室过分近亲繁殖不同，刘先生非常鼓励不同领域、不同实验室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教研组内部如此，在学校不同学科之间亦如此。当时实验室引进的年轻教师有从其他单位来的。也曾经邀请校内其他实验室老师给教研组内老师介绍不同领域的知识，如兽医系陈傅言教授给大家介绍免疫遗传学的基础知识。
刘先生也强调与国内同行之间的交流。当时国内从事植物细胞遗传的实验室有4-5家（如西北植物所李振声院士、东北师大郝水院士、南开大学张自立教授及中山大学李宝健教授等）。刘先生要求研究生们对各实验室的工作有很好的了解，学习别人的长处。同时实验室也招收了来自国内其他实验室的学生做研究生或进修（如东北师大刘宝、西北植物所李万隆等）。细胞遗传实验室与其他实验室亦有交流合作。我个人印象当时国内植物细胞遗传学同行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没有“学霸”或赢者通吃。
刘先生的知识渊博固然与他的家学渊源及受到的教育有关，但我对刘先生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对新知识、新技术虚心好学、孜孜以求的态度。刘先生生于1926年；1988年我参加工作时他已60多岁。贵为校长和知名教授，他对学习新生事物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刘先生是江苏省遗传学会的理事长，也在另外几个全国性学会担任职务或学术杂志的编委。这些都使他对很多领域有较全面的了解（如对医学、动物和微生物遗传学的进展，交叉学科等）。研究生的文献阅读课也是刘先生了解细胞遗传学领域进展的窗口，但他自己也喜欢读书和各种文献。特别是他不耻下问，和年轻教师及研究生们讨论一些他不清楚的方法、技术或问题。他愿意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新信息、新进展。我记得他每次从国外访问回来，都要向组内师生交流见闻和心得，比如我还清楚记得他从国外带回的转基因用的基因枪资料。1996年他和陈佩度老师访问德州农工大学（我此时在该校读博士），与一些同行交流并探讨合作的机会时取得了一些意外的收获，刘先生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998年在加拿大参加第8届国际小麦遗传学会议期间，好些细胞遗传实验室毕业在国外的学生们都参加了，他特别组织大家开了一个会，让大家为实验室研究献计献策。
刘先生对学生和青年教师在业务上的要求和期待都很高。他对每个学生的实验计划、试验设计和统计分析等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对论文、课题申请书等在正式提交前基本上是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实验室很多文章是投给英文杂志的。刘先生的英语素养很高，对英文的遣词造句颇为讲究，总是要认真推敲。那时没有互联网，很多时候他都要亲自查字典核实某个英文单词的用法以求准确。
刘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并非局限于对待他自己的实验室的人和事。他是好几个全国性学术杂志的编辑，亦在数个学术组织担任职务。他并非那种仅得虚名不干事的人。我们经常有机会看到他对投给学术杂志论文所撰写的评审意见，其态度之认真细致令我印象深刻。另一件事是1990年由中国遗传学会植物遗传专业委员会主持的在南京召开的“植物遗传理论与应用”研讨会。其时刘先生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筹备这次会议，我作为江苏省遗传学会的秘书自始至终参与了会议的准备工作。刘先生及筹备委员会成员从会议主题的确定、提交稿件的评审、与会者报告的遴选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非常认真细致的工作。刘先生特别强调会议的这些安排要以提高国内植物遗传学研究的水平以及促进同行间学术交流这两个大方向上去考虑。最后会议代表与会前拿到了人手一本会议论文集。会议代表感觉到这是一次真正的学术会议，并对会议好评如潮。这次会议为中国植物遗传学界树立了一个标杆。刘先生作为主要的组织召集人，对此功不可没。
当学生时，刘先生给人一种威严、可敬但未必可亲的感觉。工作以后和他接触的机会多了，才认识到刘先生的平易近人。刘先生并不会因为自己资历深、年龄长、地位高而摆架子、讲排场。在教研组内所有的人均以老师相称。实验室内一些集体活动如春游、迎送茶话会等他都会尽量参加。刘先生对年轻人的关心和培养在学校里广为人知，但他不是一个无原则的老好人。在业务上他对年轻老师和学生们的要求很严，但在生活上他可以说扮演了一个慈父的角色。学生们在生活上有了困难、工作中遇到挫折都愿意找刘先生寻求帮助和指导。这种帮助有时在人生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相信很多他的学生们都有这样的体会。1993年我结婚，刘先生和师母陆家云代表我的父母出席了婚礼庆祝仪式。刘先生在我结婚前后为我们提供的各种帮助让我们终生难忘。
刘先生对年轻人的关爱不局限于细胞遗传实验室的老师和学生，也包括已经毕业的学生、其他教研组以至于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人。有一次刘先生收到新疆来的一封信，一名少数民族的年轻学生来信向他询问一些问题。信中汉字表达得结结巴巴，词不达意。但刘先生读后非常高兴，马上亲自回信，并嘱咐要立刻寄出去。问之缘由，刘先生说少数民族地区研究水平差一些，我们一定要支持鼓励并尽可能帮助他们。1989年5-6月间，全国包括南农校园内一片混乱；细胞遗传实验室的师生因为季节关系仍比较忙，但工作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在实验室的会议上或与学生的交谈中，刘先生一方面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以及对当前形势的困惑，另一方面劝说大家要把心思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他还给我们讲了他自己解放前参加学运的亲身经历，告诫大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要盲从，更不要做违法的事，对一些外出游行的学生，他也极力劝说或派人把他们找回来以免出意外。
刘先生为人极有涵养，待人接物有君子之风，穿着谈吐亦有艺术家气质。和刘先生同事多年，只看到他唯一的一次发火。原因是一位老师把从国外进口的一台正在使用的培养箱想拆开来研究内部结构。实际上刘先生是一个比较幽默的人，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比如有一次他一早到办公室，呵欠连连。问之，他说今天一大早你们陆老师（师母）看到卫生间的灯没有关，估计是刘老师昨晚忘记关了，因此一定要他马上起来去关。因此起早了，没睡好，大家听后不觉莞尔。
刘先生担任学校行政领导近10年，这一段时间他的实验室发展亦很快。以我的观察，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刘先生把学校和实验室的事分得很清楚。在教研组内我不记得他谈过任何关于学校有关他校长职责的事。刘先生为人生活俭朴，不讲求奢华。他在教研组的办公室大概10平方米，里面仅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个书柜而已（后增加了一台计算机）。他也没有用校长的特权去做与校长职责无关的事。我清楚地记得，大概是1990年夏天，我和刘先生一起去苏州医学院（现苏州大学医学院）与省遗传学会的一位理事商讨学会事宜。刘先生和我一起乘普通火车往返。时天气炎热，一路汗流浃背，但这丝毫未影响刘先生的兴致。在回程的路上他还饶有兴致地和两个外国学生用英语聊天！
从1981年到1994年，我作为南农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亲身经历了在此期间学校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刘先生在这一段时间担任南京农学院副院长及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十余年。他对南农的恢复及发展的贡献相信早有评价。刘先生的领导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自己肯定也有为南农发展做贡献的强烈愿望。以先生办事认真，追求尽善尽美的性格，他希望把学校搞好。和刘先生一起工作6年，可惜一直没有机会问他自己对做那么多年学校行政领导的想法和看法。但有一点我相信，刘先生没有利用当学校领导的权力为自己实验室或个人谋取额外的或不正当的利益。他领导的细胞遗传实验室那些年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完全是他和他的团队的老师和学生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就他自己来说，我在1994年离开南农时，刘先生一家仍然住在两室一厅的住房，其条件比好多知名教授要差。他经常和我们抱怨，“整天和不想见面的人打交道，但谈得来的或想见的人却没有时间见面”，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可见一斑。
细胞遗传实验室是永远的家：海外留学生涯（1994年以后）
值得高兴的是，他倾注心血建立的细胞遗传实验室现在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并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刘先生桃李满天下，他所培养的学生遍布海内外，或从事教学、科研，或从事行政工作，或经商办企业。我们中的大多数或许难以真正学习到他的风度、气质或修养，但我们正在努力践行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的治学态度，以及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本本分分地做人，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并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一些成绩。或许这一点可以让刘先生感到欣慰与自豪吧！
2015年6月12日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
后记：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刘先生已过七十又两旬。从事植物育种的人常高寿；智者和仁者亦高寿。衷心祝愿刘先生和陆家云师母身体健康，颐养天年。期待10年后刘先生、陆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庆祝他100岁的生日。王秀娥教授不辞辛劳将手稿输入电脑，对初稿进行勘误并提出改进意见。内子颂平在写作和定稿过程中提出中肯建议。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