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学习一年后，导师看中了父亲的才华和勤奋，愿意资助他进一步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父亲靠微薄的资助度过了三年，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3年中他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度过。在实验室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着当时最新的科技文献资料，这使他积累了广博的知识，练就了精湛的实验技术，为他以后的厚积薄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为了争取实践机会，去美国南方路易维尔的西格兰姆发酵研究所参观。该研究所急需人才，当即拍板留他在所里工作，并给他优厚的待遇。此时微生物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盘尼西林在美国研制成功并投入临床使用和生产。这种神奇的青黄色“霉菌”挽救了二战中成千上万伤病员的生命，这是当时微生物学界最伟大的成就。到美国后改行攻读《细菌学》的他，敏锐地看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必须赶快把盘尼西林移植到中国来，报效祖国，服务于人民——中国人民正在艰苦抗战，中国太需要盘尼西林了。他归心似箭，心急如焚。但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交通基本阻断，归国无路。恰在此时美国组建了一个援华机构——美国医药助华会。这个机构确定在昆明援建一个血库（包括装备、人员、技术），父亲决定应聘，作为细菌学检验专家进入这一项目，这样就可以随队跟船回国。他向美国医药助华会会长Van Slyke坦陈了自己的想法：他回国后承担血库工作的同时，想进行盘尼西林的研制。Van Slyke很尊重他的想法，对他表示理解和支持。于是父亲请求他们帮助采购有关研制盘尼西林的仪器、设备、试剂和溶剂，还请他们再设法提供菌种。美国医药助华会也确实备齐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并且帮他搞到两支菌种，加上威斯康星大学赠送的一支，共三支。为了把制作盘尼西林的技术带回国，他在去图书馆收集资料的同时，还特地到纽约总医院学习一些检验方面的技术，又到肯色弗尼亚医学院和正在攻读细菌专业的童村先生切磋有关盘尼西林的学问。就这样父亲利用等待回国的时间为回国后研制盘尼西林做了充分的准备。
应聘加入这个医疗小组的共7人。因成员都是医学专家和血科专业医生、护士，当局十分重视，由当时中国政府驻美领事具体组织回国事宜。当行期确定之后，父亲写信告诉母亲和金陵大学同窗学友裘维蕃先生。可是船开出不久，竟被日军炸沉了。得此不幸消息后，裘先生不敢告诉在乡下的我母亲，也幸好我母亲不知道这一“噩耗”，免去了经受“亡夫”的巨大痛苦，反倒使裘维蕃夫妇悲痛不已。半年之后，父亲居然奇迹般地回到了昆明。原来是他们临时接到通知，改上了另一艘船。二战期间，交战双方谍报活动都很厉害，也许是日本人获悉了船上有美国医药助华会组织的医学专家及援华的全套制造干血浆的设备，还有掌握制造盘尼西林秘密的专家，而盘尼西林当时日本人还不会造。中美一方早有防备，施放了一个烟雾弹，声东击西，于1944年1月20日在纽约附近的一个军港悄悄地上了另一艘美军的运输船，躲过了一劫。
这艘运输船离开了巴拿马运河进入太平洋后，仍遭到日本军舰和飞机的围追堵截和轰炸。为修船，曾再次返回巴拿马。父亲患病后，有一次和我谈起往事时说：“当时炸弹就在船的周围爆炸，掀起数丈巨浪。”我问爸：“你怕不怕？”他笑道：“当时根本没想到害怕。后来我们这艘船，终于突破了日本军舰的封锁，绕道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进入印度洋，历经艰辛，到达印度孟买。我们上岸后乘火车经加尔各答到达里杜，再搭乘美国运输飞机，沿着随时可能机毁人亡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终于在1944年6月平安到达昆明。”父亲讲得很轻松，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空军在二战中开辟的“驼峰航线”是当时中国东南唯一的进出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从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美军在“驼峰航线”上援华的空运中，坠毁的飞机有500多架，机组人员牺牲1500多人。我这才知道父亲为报效祖国参加抗日工作的归国之路，充满生命危险。他随身带回国的三支盘尼西林菌种沙土管，当时比黄金还贵重。
血库建在位于昆明西山的昆华医院内，父亲担任检验主任，检验血液，制造血浆。血库生产的血浆专供应正在为打通滇缅公路浴血奋战而负伤的伤员。在它南面隔着昆明湖就是当时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汤非凡是我国著名的细菌病毒专家，他正领导一个小组进行盘尼西林的研制，他们从印度辗转弄来了两支菌种，但缺少新技术和仪器设备。恰似天公有意撮合，父亲和汤先生认识后，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父亲的加入，仿佛来了生力军，不仅带来了仪器、设备，带来了新的技术，还带来了菌种，使得盘尼西林的研制工作顺利开展。他用在美国学得的雄厚的知识、基础理论和最新的实验技术，带领助手朱既明日以继夜试制，千方百计克服难题，终于在当年试制成我国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临床使用效果很好，使战乱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制造盘尼西林的七个国家之一，这一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节选自樊真美著《父亲和我们》，因版面需要，有删减。
父亲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为了争取实践机会，去美国南方路易维尔的西格兰姆发酵研究所参观。该研究所急需人才，当即拍板留他在所里工作，并给他优厚的待遇。此时微生物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盘尼西林在美国研制成功并投入临床使用和生产。这种神奇的青黄色“霉菌”挽救了二战中成千上万伤病员的生命，这是当时微生物学界最伟大的成就。到美国后改行攻读《细菌学》的他，敏锐地看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必须赶快把盘尼西林移植到中国来，报效祖国，服务于人民——中国人民正在艰苦抗战，中国太需要盘尼西林了。他归心似箭，心急如焚。但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交通基本阻断，归国无路。恰在此时美国组建了一个援华机构——美国医药助华会。这个机构确定在昆明援建一个血库（包括装备、人员、技术），父亲决定应聘，作为细菌学检验专家进入这一项目，这样就可以随队跟船回国。他向美国医药助华会会长Van Slyke坦陈了自己的想法：他回国后承担血库工作的同时，想进行盘尼西林的研制。Van Slyke很尊重他的想法，对他表示理解和支持。于是父亲请求他们帮助采购有关研制盘尼西林的仪器、设备、试剂和溶剂，还请他们再设法提供菌种。美国医药助华会也确实备齐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并且帮他搞到两支菌种，加上威斯康星大学赠送的一支，共三支。为了把制作盘尼西林的技术带回国，他在去图书馆收集资料的同时，还特地到纽约总医院学习一些检验方面的技术，又到肯色弗尼亚医学院和正在攻读细菌专业的童村先生切磋有关盘尼西林的学问。就这样父亲利用等待回国的时间为回国后研制盘尼西林做了充分的准备。
应聘加入这个医疗小组的共7人。因成员都是医学专家和血科专业医生、护士，当局十分重视，由当时中国政府驻美领事具体组织回国事宜。当行期确定之后，父亲写信告诉母亲和金陵大学同窗学友裘维蕃先生。可是船开出不久，竟被日军炸沉了。得此不幸消息后，裘先生不敢告诉在乡下的我母亲，也幸好我母亲不知道这一“噩耗”，免去了经受“亡夫”的巨大痛苦，反倒使裘维蕃夫妇悲痛不已。半年之后，父亲居然奇迹般地回到了昆明。原来是他们临时接到通知，改上了另一艘船。二战期间，交战双方谍报活动都很厉害，也许是日本人获悉了船上有美国医药助华会组织的医学专家及援华的全套制造干血浆的设备，还有掌握制造盘尼西林秘密的专家，而盘尼西林当时日本人还不会造。中美一方早有防备，施放了一个烟雾弹，声东击西，于1944年1月20日在纽约附近的一个军港悄悄地上了另一艘美军的运输船，躲过了一劫。
这艘运输船离开了巴拿马运河进入太平洋后，仍遭到日本军舰和飞机的围追堵截和轰炸。为修船，曾再次返回巴拿马。父亲患病后，有一次和我谈起往事时说：“当时炸弹就在船的周围爆炸，掀起数丈巨浪。”我问爸：“你怕不怕？”他笑道：“当时根本没想到害怕。后来我们这艘船，终于突破了日本军舰的封锁，绕道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进入印度洋，历经艰辛，到达印度孟买。我们上岸后乘火车经加尔各答到达里杜，再搭乘美国运输飞机，沿着随时可能机毁人亡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终于在1944年6月平安到达昆明。”父亲讲得很轻松，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空军在二战中开辟的“驼峰航线”是当时中国东南唯一的进出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从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美军在“驼峰航线”上援华的空运中，坠毁的飞机有500多架，机组人员牺牲1500多人。我这才知道父亲为报效祖国参加抗日工作的归国之路，充满生命危险。他随身带回国的三支盘尼西林菌种沙土管，当时比黄金还贵重。
血库建在位于昆明西山的昆华医院内，父亲担任检验主任，检验血液，制造血浆。血库生产的血浆专供应正在为打通滇缅公路浴血奋战而负伤的伤员。在它南面隔着昆明湖就是当时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汤非凡是我国著名的细菌病毒专家，他正领导一个小组进行盘尼西林的研制，他们从印度辗转弄来了两支菌种，但缺少新技术和仪器设备。恰似天公有意撮合，父亲和汤先生认识后，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父亲的加入，仿佛来了生力军，不仅带来了仪器、设备，带来了新的技术，还带来了菌种，使得盘尼西林的研制工作顺利开展。他用在美国学得的雄厚的知识、基础理论和最新的实验技术，带领助手朱既明日以继夜试制，千方百计克服难题，终于在当年试制成我国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临床使用效果很好，使战乱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制造盘尼西林的七个国家之一，这一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节选自樊真美著《父亲和我们》，因版面需要，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