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世问，1929年生，浙江绍兴人，1947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植物学教授，曾任南京农业大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生部主任、图书馆馆长，金陵大学农学院校友会秘书长。
我从小对莳花弄草、饲养小动物比较感兴趣。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念高中时，生物学老师顾仲超先生讲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使我听得非常入神，更激发了我对遗传学研究的向往。临毕业前，我向顾老师请教：我想学农，应该报考什么学校？顾老师毫不犹豫地告诉我，金陵大学农学院是全国知名的农学院，你要学农，不妨去报考金大农学院。
1947年夏季，我接到金陵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很快，沪籍金大老同学与我取得了联系，相约一道赴校报到。8月31日上午7时，我们在上海北火车站搭乘“京沪线特快”，行程6.5小时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转乘卡车经挹江门、中山北路由鼓楼医院后面的一条名叫百步坡的小路，转入天津路2号的学校大门口下车，跨进了心仪已久的金陵大学。
报 到
进入古朴的校门，映入眼帘的是三层阶梯拾级而上的一片草坪。仰而视之，行政部门和文学院所在的北大楼巍然屹立在教学区北端，中央草坪的东边是理学院，西边是农学院。北大楼中轴线的南端是图书馆，理学院右后侧是科学馆，农学院右后侧是大礼堂。整个教学区的造型和布局真是“三院嵯峨、艺术之宫”（金大校歌歌词）！草坪四周还栽种着几棵毕业纪念树，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最近的一棵是1946届毕业学长们栽的。
校门外，平仑巷、汉口路、陶谷新村、阴阳营等小道边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校长公馆、教授私邸和作为教职员宿舍的独立小洋楼，一直延绵到宁海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附近。
每天中午和傍晚，北大楼顶上的“大学之声”广播站播放西洋乐曲，同学们可以躺在草坪上尽情地欣赏。衣冠楚楚的教授和彬彬有礼的同学构成了宁静和文雅的校园氛围，给我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里真是一个修身养性、读书研究的好地方。
选 课
新生报到后，系里会指定一位老师指导选课。选课指导除了教你有关的选课规定和规则外，还会根据你的入学考试成绩建议你第一学期应该选哪些课程。
金陵大学实行学分制。通常一、二年级以修读必修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为主，每学期可选15-18学分（约5-6门课）；三、四年级开始有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还要准备田间试验、社会调查等，课程门数可能会少些。一般四年内必须完成规定的必修课和一定数量的选修课，达到130-140学分才能毕业。也可以由于身体健康原因或经济困难需要勤工俭学而少修一些课程并延长在校学习时间。因此，学生不是按入学时间编班级，而是在每一学期开学后按照已修读的学分数由教务处测算编入相应的班级。如已得本科学分在31个以下的仍为一年级，修毕32-63学分的为二年级，修毕64-95学分的为三年级，已修毕96学分以上预计可以在一年内修毕130-140学分的为四年级。而且，春秋两季均招生，也均有毕业生。
除了规定的必修课外，选修课完全可以凭个人兴趣自主选读。如有的农学院同学选了文学院开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有的选读了理学院有关影音技术方面的课程，甚至还有去金女大选读音乐系或家政系的课程。也有个别同学由于修读选修课而激发了对某些学科的浓厚兴趣而申请转系甚至转院的。
学校实行等级记分制。每门课程只能有5%的学生列为一等，也必须有5%的学生列为五等。因故缺考如无充分理由和证明则补考成绩在原卷面等级的基础上，直降两级记入成绩册。如补考成绩卷评为三等的记为五等。如果一学期内修读的所有课程均列为五等者，就有被勒令退学的危险。
教务处注册组主任戴邦彦先生（著名化学家戴安邦院士的兄弟）记性特好，平时他经常翻阅全校学生的成绩记录册，发现问题记在心头，有时甚至在校园内遇到某同学时会提醒他：“你的成绩记录册里还有一些问题应及时补救，以免影响毕业。”被提醒的同学在倍感温馨的同时，压力也可谓不小，所以大家都害怕被戴老师提醒。
社团活动
四年的学习生涯除了严肃的课堂学习外，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也使我增长了知识，经受了锻炼。除了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和全系性的系会外，校内同学不分系科，志趣相投，自由组合成了许多社团。如有需要，还可以向学校有关管理部门打个招呼借用教室、操场甚至礼堂公开活动，营造了全校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氛围。
学生自治会是全校学生中最有权威的组织，每年改选一次，通常由同学组成竞选团，推举候选人，竞选理事长。当选后，组织领导班子，决定这一年内全校同学的重大活动项目。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我所知道的金大学生自治会领导班子中一直是进步同学占优势，所以，历次学生运动金大同学与中央大学的同学互相呼应，成为当年南京学运中的两支主力军。
系会是各系师生共同的组织。我所在的农艺系系会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Synapsis Club，寓意染色体联会现象，很有意思。除了校徽外，我们系还有系徽。开学第一周某天晚上，系会借北大楼教室开迎新会，全系在校教师学生都会参加。那天晚上，新生会见到系里的许多知名教授，如王绶（大豆和大麦育种专家，解放后曾任农业部粮食生产司司长，山西农学院院长，一级教授）、吴绍骙（玉米育种专家，解放后曾任河南农大名誉校长，河南省遗传学会理事长，一级教授）、靳自重（细胞遗传专家，曾留学法国和英国，并任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解放后曾任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南京农学院副院长）等。
每年麦收以前，系会要组织全系师生去武庄农场（现南京林业大学所在地）参加小麦育种田的去杂去劣工作。事先，农场场长高立民老师会电话通知农场管理员李洁斋先生准备蔬菜和米饭，系里老师和同学出太平门或徒步走1.5公里或骑自行车分别前往，高先生则骑自行车左手执把，右手提一篮鸡蛋沿着太平门的弹石子路面径直前往，同学们夸他形同玩杂技。这一顿饭是场长请客，师生聚餐。
至于其他学生社团，真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不胜枚举。人数较多具有一定规模的大概30-40人，如长江歌咏团、金陵话剧社、舞蹈社、京剧团、劳工团、学生公社等。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一个读书会，办一份墙报。还有一些跨系的社团，如我曾参加的骆驼团契（Camel Club），在几位老同学的带动下，以文艺、郊游和关心同学生活等方方面面，团结部分同学积极响应学生自治会的号召，支持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在校内有过一定影响。类似的还有“向日葵”“火把”、大众社、伙伴社等等。我还参加过沪友社（Shanghai Friends Club），那是一批上海来的一、二年级同学自发组织的，在课余或周末以休闲、联谊为主，借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听听音乐，有时还跳跳交谊舞。因为我也来自上海，他们邀我参加，我便欣然去了。现在植保学院的张孝羲教授，也曾是当年沪友社的成员。
师生情谊
在金大，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学校领导与学生之间关系融洽，情同叔伯、兄妹，充满着自由、快乐、亲切的家庭情谊。许多同学都有课余或周末到校长或老师家用茶点、吃花生米的经历。当时丁家桥的椒盐花生米堪称南京主要休闲食品之一。有的系主任每逢周末都会请一部分学生到家里茶叙，边喝边聊，无所不谈，既增进了友谊，又了解了系里的教学科研和同学们学习生活的真实情况。平时，系里老师关心同学生活，经常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学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每年寒假，总有少数同学因路途遥远或经济困难留校过春节，系里分别会安排他们到老师家吃年夜饭，共度除夕。1950年，我留校过寒假，除夕晚上我是在黄瑞采老师家吃的年夜饭，当时黄克明还年幼，他的哥哥和姐姐都是我们前后班的同学。
1947年秋冬，我从上海初到南京，所带被褥单薄，不能适应南京的低温天气。当时，学校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争取来一批羊毛毯，有偿分发给全校教职工，每家一条，凭券购买，也算是一项职工福利。有老同学给我出主意，可以找找不需要毛毯的老师争取把这份福利让给我，并且具体推荐了森林系主任陈嵘老先生（中国树木分类学专家，解放后中国林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一级教授）。因为他的家眷不在南京，而且其本人在抗战期间一直留守南京，可能不会有增添被褥的需要。但是，我又不是森林系学生，平时从未与陈先生谋过面，怎么可以冒昧地去见陈先生呢？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去农学院二楼树木学标本室，见到陈先生后自报姓名说明来意，陈先生叫我坐下，问了一些家庭情况，很快就把毛毯券给了我，还告诉我如何去事务组缴费购买等。临走时，还热情地关照有事可以再来找他，使我倍感亲切。陈先生故世后，安葬在他的家乡浙江安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还收到了他的家人寄来的陈先生新墓园全景的照片，以留作纪念。
金大的师生情谊是说不完的。从校长到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职工，无不悉心关爱学生的成长，保护学生的安全。1945年8月在成都华西坝，一位姓李的同学不知怎么暴露了他中共党员的身份，面临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陈裕光校长获知后，立刻交待训导长袁伯樵先生去告诉李君必须立即离校，最好离开成都。临走时，袁老师亲切地关照李君：“小心谨慎，多多保重，祝一路平安”。李君离校后不久，一群警察就来抓人了，可是他们扑了一个空。五十七年后的秋季，在2002年金陵研究院在南京农业大学落成暨陈裕光校长铜像揭幕典礼上，由于当天人多，规定每人仅作一鞠躬，可是轮到李君时他却“破例”在陈校长铜像前含着热泪三鞠躬，表达了莘莘学子对校长的怀念与感恩之情！
1947年“520”学生运动后，国民党决意要逮捕一批“带头闹事”的进步同学。无意间陈校长从他的妹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副部长）杭立武处听到风声，知道黑名单已到了教育部，就决计向妹婿索要一看，其中竟有9名金大学生，而且8人是“匪特罪”。当晚，校长召开紧急校务会议，以“诋毁元首”“侮辱师长”等严重违反“校规”问题，决定按校规处理：“开除学籍，即刻离校”。实质是借机让这几位同学尽快离开。会后有教师认为：讲究民主、自由的金陵大学应该容忍学生的“过失”。校长认为此言有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保住”了他们的学籍。最后，这批学生既没有被捕，也没被开除。
光荣传统
金大是由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具文、理、农三院的综合性大学，由于治学严谨、学风纯正，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许多有识之士、社会贤达和国民党政府高官都乐于把子女送来金大求学。但金大学费昂贵，堪称是一所“贵族学校”。以1947年开学为例，仅学杂费和住宿费我共缴了103个银元（俗称袁大头），还不包括伙食费和日常生活开支等，而当时缴一个月伙食费大概只需兑半个银元。
金大的学风是兼容并蓄，不拘一格。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金大这所“贵族学校”里，就已有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以后历经摧残，前仆后继。金大师生热爱祖国，在中华民族抵抗列强的各个历史时期，均有出色的表现。1931年日寇制造“九一八事变”，金大师生在陈裕光校长引领下举行了罢课游行，成立了金大教职员反日救国大会，向世界各学术机关、团体发表宣言，抗议日本出兵占据我东三省；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宣读“永不使用日货”誓言。1934年秋，设在鼓楼高岗上的日本领事馆内兀然竖起了一面“太阳旗”，师生们一进校门，在北大楼旁翘首可望、触目刺心，有同学在校刊上发起募集资金竖立中国旗杆的倡议，得到广大师生的响应。短期内集资680余银元，再加学校补贴，于1935年8月一座入土5米、地上部分高40余米的钢质旗杆在学校大礼堂南侧拔地而起，比日本领事馆内的旗杆高出3-4米。巍峨旗杆，赫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以镇其邪、克其霸，张我中华民族之志气！抗日战争期间，从1943年底到1945年初，计有127位不同院系的男女同学（约为当时全校师生总数的10%以上）志愿从军，其中空军66人、远征军16人、青年军45人。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为了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投笔从戎，表现了华夏儿女的英雄本色。
抗战胜利后，金大就开设了“资本论”课程，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惟中先生主讲，还曾聘请进步作家赖少其（解放后首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南京市文联主席）来校讲授新文学作品等。这期间还有一段生动的插曲，是李扬汉先生告诉我的。1937年11月，日寇逼近南京城，学生开始西迁，金大委派美籍教授贝德士、林查理、史迈士与森林系陈嵘教授等组成应变委员会，留守南京保护校产。他们与拉贝（即著名的《拉贝日记》主人）、杭立武等在金大、金女大两校校园为主体的范围内成立了“国际安全区”，保护了无数来不及撤离南京的无辜市民，后人称之为功德无量的事。这些情节在《南京大屠杀》《屠城血证》《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电影中均有所再现。由于陈嵘老师曾留学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具有语言表达的有利条件，便于与日寇沟通。但是抗战胜利后，竟有人控告他接受了敌军委任状，为日寇当走狗，要以“汉奸”罪起诉，而且法院传票已送达学校要择期开庭审理。当时全校师生是相信和了解陈先生为人和人个品德的，但也担心陈先生是否会在特定条件下为了保护校产和无辜市民的安全，委曲求全灵活应对，或者是敌人设下的圈套，而如今又如何能讲得清呢！因此，开庭当天，不少老师均自动前往旁听，也的确为陈先生捏了一把冷汗！当法官审问是否有委任状之事时，陈先生回答：委任状确有其事，但我不予理睬，我只为保护校产而奔走，从未接受过日寇委任，也从未为日寇做过危害祖国和民族利益的事。法官询问何以为证，陈先生不慌不忙地从长袍内襟口袋里掏出当年原封不动的委任状递上前去，法官拆封查看后当庭宣布无罪，还了陈先生一个清白！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三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政府腐败、物价飞涨，百姓叫苦不迭。金大师生与中央大学以及南京其他大专院校师生一道积极投身于反美、反蒋的一系列抗暴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其间，曾有几次是本校的一位女同学H（国民政府某要员的女儿），利用家中持有特别通行证的豪华小轿车，在周围密布的国民党便衣特务眼皮底下，将面临被逮捕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从校园内护送出境，迄今传为佳话。1948年11月，哲学心理系青年教师萧焜焘、王月娥夫妇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而突然被捕。陈裕光校长得知后，亲自赴警察局，以他是南京参议会议长的身份厉声警告：“你们要抓人在外面抓，不能到学校里来抓。金陵大学归我管！如果你们不能证明他俩是共产党，我准备回去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吓得警察局长只好同意放人。出狱后，他俩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两人均为东南大学教授，萧曾任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学校训导长范谦衷教授（解放后任南京农学院动物学教授），因在任期间关怀支持学生运动，受到学生自治会制送的“民主导师”锦旗表彰。
淮海战役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各大专院校准备搬迁，当时校内主张南迁者不乏其人。陈裕光校长的妹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曾动员陈校长去台湾或美国，并为他们全家办妥了出国护照和飞机票。1949年4月22日，杭氏夫妇最后离开南京前，还再来动员陈校长全家一道走。
陈校长以及校内一批进步的教授坚决反对迁校台湾，经多次教职员会议和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校在任何情势下决不迁台”。而先期赴台的金大校友在沈宗瀚老师和蒋彦士学长等的谋划和推动下，对克复后几十年间的台湾农业生产、品种选育和农村复兴工作做出了辉煌的成绩，为世人所称道。如今，1948届毕业学长、台湾中华科技大学董事长孙永庆先生正按当年金陵大学的建筑格局，以“嵯峨三院”之雄姿，在中华科技大学校园内重现金陵母校的风貌。
1949年春，学校如期在南京开学上课，直至4月22日国民党军队撤离南京。次日，南京解放。其间，学校仅停课两天，师生共同守护学校。4月25日学校继续上课。
1951年，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成立公立金陵大学，这一年暑假，我毕业留校，担任农学院院长靳自重先生的秘书。1952年院系调整成立南京农学院，历经沧桑，成为今天的南京农业大学。
从1947年我被金陵大学农学院录取到如今已六十七年，风风雨雨，弹指一挥间。虽然，因为学农，我们经历了颠沛流离，但我无怨无悔。我以作为一个金大后生而自豪！我怀念我的老师和学长们，我爱我的母校金陵大学！
（2014年11月11日）
我从小对莳花弄草、饲养小动物比较感兴趣。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念高中时，生物学老师顾仲超先生讲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使我听得非常入神，更激发了我对遗传学研究的向往。临毕业前，我向顾老师请教：我想学农，应该报考什么学校？顾老师毫不犹豫地告诉我，金陵大学农学院是全国知名的农学院，你要学农，不妨去报考金大农学院。
1947年夏季，我接到金陵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很快，沪籍金大老同学与我取得了联系，相约一道赴校报到。8月31日上午7时，我们在上海北火车站搭乘“京沪线特快”，行程6.5小时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转乘卡车经挹江门、中山北路由鼓楼医院后面的一条名叫百步坡的小路，转入天津路2号的学校大门口下车，跨进了心仪已久的金陵大学。
报 到
进入古朴的校门，映入眼帘的是三层阶梯拾级而上的一片草坪。仰而视之，行政部门和文学院所在的北大楼巍然屹立在教学区北端，中央草坪的东边是理学院，西边是农学院。北大楼中轴线的南端是图书馆，理学院右后侧是科学馆，农学院右后侧是大礼堂。整个教学区的造型和布局真是“三院嵯峨、艺术之宫”（金大校歌歌词）！草坪四周还栽种着几棵毕业纪念树，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最近的一棵是1946届毕业学长们栽的。
校门外，平仑巷、汉口路、陶谷新村、阴阳营等小道边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校长公馆、教授私邸和作为教职员宿舍的独立小洋楼，一直延绵到宁海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附近。
每天中午和傍晚，北大楼顶上的“大学之声”广播站播放西洋乐曲，同学们可以躺在草坪上尽情地欣赏。衣冠楚楚的教授和彬彬有礼的同学构成了宁静和文雅的校园氛围，给我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里真是一个修身养性、读书研究的好地方。
选 课
新生报到后，系里会指定一位老师指导选课。选课指导除了教你有关的选课规定和规则外，还会根据你的入学考试成绩建议你第一学期应该选哪些课程。
金陵大学实行学分制。通常一、二年级以修读必修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为主，每学期可选15-18学分（约5-6门课）；三、四年级开始有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还要准备田间试验、社会调查等，课程门数可能会少些。一般四年内必须完成规定的必修课和一定数量的选修课，达到130-140学分才能毕业。也可以由于身体健康原因或经济困难需要勤工俭学而少修一些课程并延长在校学习时间。因此，学生不是按入学时间编班级，而是在每一学期开学后按照已修读的学分数由教务处测算编入相应的班级。如已得本科学分在31个以下的仍为一年级，修毕32-63学分的为二年级，修毕64-95学分的为三年级，已修毕96学分以上预计可以在一年内修毕130-140学分的为四年级。而且，春秋两季均招生，也均有毕业生。
除了规定的必修课外，选修课完全可以凭个人兴趣自主选读。如有的农学院同学选了文学院开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有的选读了理学院有关影音技术方面的课程，甚至还有去金女大选读音乐系或家政系的课程。也有个别同学由于修读选修课而激发了对某些学科的浓厚兴趣而申请转系甚至转院的。
学校实行等级记分制。每门课程只能有5%的学生列为一等，也必须有5%的学生列为五等。因故缺考如无充分理由和证明则补考成绩在原卷面等级的基础上，直降两级记入成绩册。如补考成绩卷评为三等的记为五等。如果一学期内修读的所有课程均列为五等者，就有被勒令退学的危险。
教务处注册组主任戴邦彦先生（著名化学家戴安邦院士的兄弟）记性特好，平时他经常翻阅全校学生的成绩记录册，发现问题记在心头，有时甚至在校园内遇到某同学时会提醒他：“你的成绩记录册里还有一些问题应及时补救，以免影响毕业。”被提醒的同学在倍感温馨的同时，压力也可谓不小，所以大家都害怕被戴老师提醒。
社团活动
四年的学习生涯除了严肃的课堂学习外，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也使我增长了知识，经受了锻炼。除了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和全系性的系会外，校内同学不分系科，志趣相投，自由组合成了许多社团。如有需要，还可以向学校有关管理部门打个招呼借用教室、操场甚至礼堂公开活动，营造了全校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氛围。
学生自治会是全校学生中最有权威的组织，每年改选一次，通常由同学组成竞选团，推举候选人，竞选理事长。当选后，组织领导班子，决定这一年内全校同学的重大活动项目。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我所知道的金大学生自治会领导班子中一直是进步同学占优势，所以，历次学生运动金大同学与中央大学的同学互相呼应，成为当年南京学运中的两支主力军。
系会是各系师生共同的组织。我所在的农艺系系会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Synapsis Club，寓意染色体联会现象，很有意思。除了校徽外，我们系还有系徽。开学第一周某天晚上，系会借北大楼教室开迎新会，全系在校教师学生都会参加。那天晚上，新生会见到系里的许多知名教授，如王绶（大豆和大麦育种专家，解放后曾任农业部粮食生产司司长，山西农学院院长，一级教授）、吴绍骙（玉米育种专家，解放后曾任河南农大名誉校长，河南省遗传学会理事长，一级教授）、靳自重（细胞遗传专家，曾留学法国和英国，并任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解放后曾任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南京农学院副院长）等。
每年麦收以前，系会要组织全系师生去武庄农场（现南京林业大学所在地）参加小麦育种田的去杂去劣工作。事先，农场场长高立民老师会电话通知农场管理员李洁斋先生准备蔬菜和米饭，系里老师和同学出太平门或徒步走1.5公里或骑自行车分别前往，高先生则骑自行车左手执把，右手提一篮鸡蛋沿着太平门的弹石子路面径直前往，同学们夸他形同玩杂技。这一顿饭是场长请客，师生聚餐。
至于其他学生社团，真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不胜枚举。人数较多具有一定规模的大概30-40人，如长江歌咏团、金陵话剧社、舞蹈社、京剧团、劳工团、学生公社等。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一个读书会，办一份墙报。还有一些跨系的社团，如我曾参加的骆驼团契（Camel Club），在几位老同学的带动下，以文艺、郊游和关心同学生活等方方面面，团结部分同学积极响应学生自治会的号召，支持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在校内有过一定影响。类似的还有“向日葵”“火把”、大众社、伙伴社等等。我还参加过沪友社（Shanghai Friends Club），那是一批上海来的一、二年级同学自发组织的，在课余或周末以休闲、联谊为主，借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听听音乐，有时还跳跳交谊舞。因为我也来自上海，他们邀我参加，我便欣然去了。现在植保学院的张孝羲教授，也曾是当年沪友社的成员。
师生情谊
在金大，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学校领导与学生之间关系融洽，情同叔伯、兄妹，充满着自由、快乐、亲切的家庭情谊。许多同学都有课余或周末到校长或老师家用茶点、吃花生米的经历。当时丁家桥的椒盐花生米堪称南京主要休闲食品之一。有的系主任每逢周末都会请一部分学生到家里茶叙，边喝边聊，无所不谈，既增进了友谊，又了解了系里的教学科研和同学们学习生活的真实情况。平时，系里老师关心同学生活，经常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学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每年寒假，总有少数同学因路途遥远或经济困难留校过春节，系里分别会安排他们到老师家吃年夜饭，共度除夕。1950年，我留校过寒假，除夕晚上我是在黄瑞采老师家吃的年夜饭，当时黄克明还年幼，他的哥哥和姐姐都是我们前后班的同学。
1947年秋冬，我从上海初到南京，所带被褥单薄，不能适应南京的低温天气。当时，学校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争取来一批羊毛毯，有偿分发给全校教职工，每家一条，凭券购买，也算是一项职工福利。有老同学给我出主意，可以找找不需要毛毯的老师争取把这份福利让给我，并且具体推荐了森林系主任陈嵘老先生（中国树木分类学专家，解放后中国林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一级教授）。因为他的家眷不在南京，而且其本人在抗战期间一直留守南京，可能不会有增添被褥的需要。但是，我又不是森林系学生，平时从未与陈先生谋过面，怎么可以冒昧地去见陈先生呢？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去农学院二楼树木学标本室，见到陈先生后自报姓名说明来意，陈先生叫我坐下，问了一些家庭情况，很快就把毛毯券给了我，还告诉我如何去事务组缴费购买等。临走时，还热情地关照有事可以再来找他，使我倍感亲切。陈先生故世后，安葬在他的家乡浙江安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还收到了他的家人寄来的陈先生新墓园全景的照片，以留作纪念。
金大的师生情谊是说不完的。从校长到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职工，无不悉心关爱学生的成长，保护学生的安全。1945年8月在成都华西坝，一位姓李的同学不知怎么暴露了他中共党员的身份，面临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陈裕光校长获知后，立刻交待训导长袁伯樵先生去告诉李君必须立即离校，最好离开成都。临走时，袁老师亲切地关照李君：“小心谨慎，多多保重，祝一路平安”。李君离校后不久，一群警察就来抓人了，可是他们扑了一个空。五十七年后的秋季，在2002年金陵研究院在南京农业大学落成暨陈裕光校长铜像揭幕典礼上，由于当天人多，规定每人仅作一鞠躬，可是轮到李君时他却“破例”在陈校长铜像前含着热泪三鞠躬，表达了莘莘学子对校长的怀念与感恩之情！
1947年“520”学生运动后，国民党决意要逮捕一批“带头闹事”的进步同学。无意间陈校长从他的妹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副部长）杭立武处听到风声，知道黑名单已到了教育部，就决计向妹婿索要一看，其中竟有9名金大学生，而且8人是“匪特罪”。当晚，校长召开紧急校务会议，以“诋毁元首”“侮辱师长”等严重违反“校规”问题，决定按校规处理：“开除学籍，即刻离校”。实质是借机让这几位同学尽快离开。会后有教师认为：讲究民主、自由的金陵大学应该容忍学生的“过失”。校长认为此言有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保住”了他们的学籍。最后，这批学生既没有被捕，也没被开除。
光荣传统
金大是由一所美国教会办的具文、理、农三院的综合性大学，由于治学严谨、学风纯正，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许多有识之士、社会贤达和国民党政府高官都乐于把子女送来金大求学。但金大学费昂贵，堪称是一所“贵族学校”。以1947年开学为例，仅学杂费和住宿费我共缴了103个银元（俗称袁大头），还不包括伙食费和日常生活开支等，而当时缴一个月伙食费大概只需兑半个银元。
金大的学风是兼容并蓄，不拘一格。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金大这所“贵族学校”里，就已有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以后历经摧残，前仆后继。金大师生热爱祖国，在中华民族抵抗列强的各个历史时期，均有出色的表现。1931年日寇制造“九一八事变”，金大师生在陈裕光校长引领下举行了罢课游行，成立了金大教职员反日救国大会，向世界各学术机关、团体发表宣言，抗议日本出兵占据我东三省；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宣读“永不使用日货”誓言。1934年秋，设在鼓楼高岗上的日本领事馆内兀然竖起了一面“太阳旗”，师生们一进校门，在北大楼旁翘首可望、触目刺心，有同学在校刊上发起募集资金竖立中国旗杆的倡议，得到广大师生的响应。短期内集资680余银元，再加学校补贴，于1935年8月一座入土5米、地上部分高40余米的钢质旗杆在学校大礼堂南侧拔地而起，比日本领事馆内的旗杆高出3-4米。巍峨旗杆，赫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以镇其邪、克其霸，张我中华民族之志气！抗日战争期间，从1943年底到1945年初，计有127位不同院系的男女同学（约为当时全校师生总数的10%以上）志愿从军，其中空军66人、远征军16人、青年军45人。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为了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投笔从戎，表现了华夏儿女的英雄本色。
抗战胜利后，金大就开设了“资本论”课程，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惟中先生主讲，还曾聘请进步作家赖少其（解放后首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南京市文联主席）来校讲授新文学作品等。这期间还有一段生动的插曲，是李扬汉先生告诉我的。1937年11月，日寇逼近南京城，学生开始西迁，金大委派美籍教授贝德士、林查理、史迈士与森林系陈嵘教授等组成应变委员会，留守南京保护校产。他们与拉贝（即著名的《拉贝日记》主人）、杭立武等在金大、金女大两校校园为主体的范围内成立了“国际安全区”，保护了无数来不及撤离南京的无辜市民，后人称之为功德无量的事。这些情节在《南京大屠杀》《屠城血证》《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电影中均有所再现。由于陈嵘老师曾留学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具有语言表达的有利条件，便于与日寇沟通。但是抗战胜利后，竟有人控告他接受了敌军委任状，为日寇当走狗，要以“汉奸”罪起诉，而且法院传票已送达学校要择期开庭审理。当时全校师生是相信和了解陈先生为人和人个品德的，但也担心陈先生是否会在特定条件下为了保护校产和无辜市民的安全，委曲求全灵活应对，或者是敌人设下的圈套，而如今又如何能讲得清呢！因此，开庭当天，不少老师均自动前往旁听，也的确为陈先生捏了一把冷汗！当法官审问是否有委任状之事时，陈先生回答：委任状确有其事，但我不予理睬，我只为保护校产而奔走，从未接受过日寇委任，也从未为日寇做过危害祖国和民族利益的事。法官询问何以为证，陈先生不慌不忙地从长袍内襟口袋里掏出当年原封不动的委任状递上前去，法官拆封查看后当庭宣布无罪，还了陈先生一个清白！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三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政府腐败、物价飞涨，百姓叫苦不迭。金大师生与中央大学以及南京其他大专院校师生一道积极投身于反美、反蒋的一系列抗暴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其间，曾有几次是本校的一位女同学H（国民政府某要员的女儿），利用家中持有特别通行证的豪华小轿车，在周围密布的国民党便衣特务眼皮底下，将面临被逮捕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从校园内护送出境，迄今传为佳话。1948年11月，哲学心理系青年教师萧焜焘、王月娥夫妇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而突然被捕。陈裕光校长得知后，亲自赴警察局，以他是南京参议会议长的身份厉声警告：“你们要抓人在外面抓，不能到学校里来抓。金陵大学归我管！如果你们不能证明他俩是共产党，我准备回去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吓得警察局长只好同意放人。出狱后，他俩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两人均为东南大学教授，萧曾任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学校训导长范谦衷教授（解放后任南京农学院动物学教授），因在任期间关怀支持学生运动，受到学生自治会制送的“民主导师”锦旗表彰。
淮海战役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各大专院校准备搬迁，当时校内主张南迁者不乏其人。陈裕光校长的妹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曾动员陈校长去台湾或美国，并为他们全家办妥了出国护照和飞机票。1949年4月22日，杭氏夫妇最后离开南京前，还再来动员陈校长全家一道走。
陈校长以及校内一批进步的教授坚决反对迁校台湾，经多次教职员会议和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校在任何情势下决不迁台”。而先期赴台的金大校友在沈宗瀚老师和蒋彦士学长等的谋划和推动下，对克复后几十年间的台湾农业生产、品种选育和农村复兴工作做出了辉煌的成绩，为世人所称道。如今，1948届毕业学长、台湾中华科技大学董事长孙永庆先生正按当年金陵大学的建筑格局，以“嵯峨三院”之雄姿，在中华科技大学校园内重现金陵母校的风貌。
1949年春，学校如期在南京开学上课，直至4月22日国民党军队撤离南京。次日，南京解放。其间，学校仅停课两天，师生共同守护学校。4月25日学校继续上课。
1951年，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成立公立金陵大学，这一年暑假，我毕业留校，担任农学院院长靳自重先生的秘书。1952年院系调整成立南京农学院，历经沧桑，成为今天的南京农业大学。
从1947年我被金陵大学农学院录取到如今已六十七年，风风雨雨，弹指一挥间。虽然，因为学农，我们经历了颠沛流离，但我无怨无悔。我以作为一个金大后生而自豪！我怀念我的老师和学长们，我爱我的母校金陵大学！
（2014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