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走到群众中去，解决群众最迫切的问题，是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减轻贫困程度方面，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边远山区的广大农村，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不利因素一定程度上还在代际之间延续。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成为我国反贫困实践中的新问题。
教育是关键
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不利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重复其父母的贫困境遇。安徽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资源与环境分析实验室主任汪燕敏分析道，贫困限制了父母对子女的资本投入，使子女缺乏发展的资源和机会，被迫延续父母的贫困境遇。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形成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潜移默化的结果。“如果缺乏外力的帮助，子女往往在不知不觉和无奈中重复着贫困境遇。”贺州学院人文与管理系副主任李晓明认为，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主要包括体制因素、社区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人能力素质因素等四个方面。
多位学者表示，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未来发展上。汪燕敏说，父母影响子女成年后经济获得的机制很复杂，常见的可观测的传递路径包括父母对子女教育、健康和社会资本的投资。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朝明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城乡贫困人口的贫困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生产活动、资源环境、生存状态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林闽钢表示，国际经验也证明贫困不仅表现在收入不足，更表现在个人发展能力的缺乏。
南京农业大学人力资源与社保系副教授谢勇提出，实证研究显示，教育在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是一个关键变量，对子女增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获得社会地位、摆脱贫困代际传递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从事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的李晓明表示，儿童劳动对边远地区贫困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减少教育等消费支出，还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过早参加劳动意味着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减少，使他们长大后的脱贫更成问题。
近年来，在城市流动性人群中，贫困代际传递问题逐渐浮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怀玉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种种困境不仅和自身原因有关，也和父辈的身份、地位、职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有关。
将脱贫主动权交还贫困对象
针对城镇化以及转型期的贫困问题，王朝明认为，政府不仅要加大介入力度，而且要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变对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的“年终关怀”为“终年关怀”。
“反贫困不能停留在"给钱送物"的浅层次，而应该深入到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的社会文化属性、心理特质、风俗习惯之中去。”王朝明说，只有从人文关怀的前提出发，针对贫困所做的经济分析、制度安排设计、教育科技开发、物质援助等才能秉承“以人为本”的精神，使反贫困的政策工具和措施真正与贫困群体的需要对接，收到“真扶贫、扶真贫”的效果。
林闽钢建议发展贫困治理模式， 实现由开发性扶贫向预防性扶贫、救济性扶贫和开发性扶贫并举的三位一体式的模式创新。为减少政策扶贫过程中的人治因素、责任不清等问题，他认为，要逐步推进立法进程，实现由政策扶贫向侧重制度扶贫转变，用法律来界定贫困标准、反贫对象、反贫主体、反贫方式，以法律的强制力推进反贫困活动。同时，辅以相应的政策弥补法律的不足，使贫困治理逐步走向依法治理和可持续治理的道路。
“在以往传统的反贫困理论应用中，"给钱送物"的济贫措施仅仅是从外部松动了贫困的链条，而未根本打破贫困的自我循环、自我积累机制。”王朝明认为，扶贫瞄准机制和脱贫解困的手段体系应立足于调动受援人群脱贫的自我积极性，使其主动而不是被动、进取性而不是依赖性地脱贫。
多数扶贫项目中农民的参与率非常低，导致扶贫资源的分配不能体现贫困农民的需要。对此，林闽钢建议鼓励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到治理中，将脱贫的主动权交还给贫困对象，引导贫困对象从“被动接受” 转向“积极自救”，使贫困人口在扶贫开发中充分行使知情权、主动权、管理权和受益权。
“知识改变命运”不只是口号，让贫困家庭子女摆脱贫困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教育使其获得足够的文化资本，增加在市场竞争中的机会和能力。谢勇建议，加强对贫困群体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包括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等，使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能实现上升性社会流动；调整教育政策，建立弱势群体补偿制度，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资助制度，在经费投入、资源配置等方面向处于弱势的城市贫困群体以及农村经济落后地区倾斜。
跨学科交叉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国内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后，受到多个学科的关注。汪燕敏介绍说，贫困代际传递相关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展开的，发展经济学虽然也有涉及，但对贫困的分析是基于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宏观性的，而这种贫困更多是由于工业化水平低下造成的。基于微观领域的也即个人和家庭层面的贫困代际传递研究还有待加强。
“目前国内贫困代际传递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难以获取跨代数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海涛表示，未来对贫困代际传递研究，可以一方面采用人类学方法，通过长时间在贫困家庭中生活获取完全信息，并加以分析；另一方面，通过获得大样本的住户调查数据，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进行统计、计量分析。
王朝明认为，经济学要回应人类贫困，必须借鉴和汲取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以突破过去经济学仅对贫困现象进行技术分析的狭隘视野，使经济学为治理贫困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更加贴近与切合贫困群体的真实情况。
教育是关键
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不利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重复其父母的贫困境遇。安徽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资源与环境分析实验室主任汪燕敏分析道，贫困限制了父母对子女的资本投入，使子女缺乏发展的资源和机会，被迫延续父母的贫困境遇。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形成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潜移默化的结果。“如果缺乏外力的帮助，子女往往在不知不觉和无奈中重复着贫困境遇。”贺州学院人文与管理系副主任李晓明认为，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主要包括体制因素、社区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人能力素质因素等四个方面。
多位学者表示，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未来发展上。汪燕敏说，父母影响子女成年后经济获得的机制很复杂，常见的可观测的传递路径包括父母对子女教育、健康和社会资本的投资。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朝明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城乡贫困人口的贫困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生产活动、资源环境、生存状态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林闽钢表示，国际经验也证明贫困不仅表现在收入不足，更表现在个人发展能力的缺乏。
南京农业大学人力资源与社保系副教授谢勇提出，实证研究显示，教育在贫困代际传递过程中是一个关键变量，对子女增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获得社会地位、摆脱贫困代际传递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期从事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的李晓明表示，儿童劳动对边远地区贫困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可以减少教育等消费支出，还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过早参加劳动意味着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减少，使他们长大后的脱贫更成问题。
近年来，在城市流动性人群中，贫困代际传递问题逐渐浮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怀玉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种种困境不仅和自身原因有关，也和父辈的身份、地位、职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有关。
将脱贫主动权交还贫困对象
针对城镇化以及转型期的贫困问题，王朝明认为，政府不仅要加大介入力度，而且要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变对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的“年终关怀”为“终年关怀”。
“反贫困不能停留在"给钱送物"的浅层次，而应该深入到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人群的社会文化属性、心理特质、风俗习惯之中去。”王朝明说，只有从人文关怀的前提出发，针对贫困所做的经济分析、制度安排设计、教育科技开发、物质援助等才能秉承“以人为本”的精神，使反贫困的政策工具和措施真正与贫困群体的需要对接，收到“真扶贫、扶真贫”的效果。
林闽钢建议发展贫困治理模式， 实现由开发性扶贫向预防性扶贫、救济性扶贫和开发性扶贫并举的三位一体式的模式创新。为减少政策扶贫过程中的人治因素、责任不清等问题，他认为，要逐步推进立法进程，实现由政策扶贫向侧重制度扶贫转变，用法律来界定贫困标准、反贫对象、反贫主体、反贫方式，以法律的强制力推进反贫困活动。同时，辅以相应的政策弥补法律的不足，使贫困治理逐步走向依法治理和可持续治理的道路。
“在以往传统的反贫困理论应用中，"给钱送物"的济贫措施仅仅是从外部松动了贫困的链条，而未根本打破贫困的自我循环、自我积累机制。”王朝明认为，扶贫瞄准机制和脱贫解困的手段体系应立足于调动受援人群脱贫的自我积极性，使其主动而不是被动、进取性而不是依赖性地脱贫。
多数扶贫项目中农民的参与率非常低，导致扶贫资源的分配不能体现贫困农民的需要。对此，林闽钢建议鼓励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到治理中，将脱贫的主动权交还给贫困对象，引导贫困对象从“被动接受” 转向“积极自救”，使贫困人口在扶贫开发中充分行使知情权、主动权、管理权和受益权。
“知识改变命运”不只是口号，让贫困家庭子女摆脱贫困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教育使其获得足够的文化资本，增加在市场竞争中的机会和能力。谢勇建议，加强对贫困群体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包括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等，使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能实现上升性社会流动；调整教育政策，建立弱势群体补偿制度，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资助制度，在经费投入、资源配置等方面向处于弱势的城市贫困群体以及农村经济落后地区倾斜。
跨学科交叉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国内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后，受到多个学科的关注。汪燕敏介绍说，贫困代际传递相关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展开的，发展经济学虽然也有涉及，但对贫困的分析是基于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宏观性的，而这种贫困更多是由于工业化水平低下造成的。基于微观领域的也即个人和家庭层面的贫困代际传递研究还有待加强。
“目前国内贫困代际传递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难以获取跨代数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海涛表示，未来对贫困代际传递研究，可以一方面采用人类学方法，通过长时间在贫困家庭中生活获取完全信息，并加以分析；另一方面，通过获得大样本的住户调查数据，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进行统计、计量分析。
王朝明认为，经济学要回应人类贫困，必须借鉴和汲取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以突破过去经济学仅对贫困现象进行技术分析的狭隘视野，使经济学为治理贫困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更加贴近与切合贫困群体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