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巧云在实验室里检测土壤样品中“镉”的含量。研究人员在观测湖北一处重金属污染修复试验点。 （均资料照片）
现状
一份研究称，我国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其中受到镉污染的耕地分布在11个省25个地区，尤其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带。
华中农大教授黄巧云说，从现有的研究和报道来看，全国重金属污染的农田可能在10%-15%左右，每年遭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
对策
我国正在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这项工作将有助于摸清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实际情况，为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打下基础。
目前，农业部已经成立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专家组分成普查及监测预警组、治理修复组和禁产区划分组。
湖南“镉大米事件”并非孤立事件，事实上，国内多个省份出产的稻米都被查出镉超标，土壤污染已成我国众多地方的“公害”，不少专家认为彻底修复和治理被污染的土壤非常困难。但所幸的是，我国正在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这项工作将有助于摸清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实际情况，为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打下基础。
五分之一耕地受污染
华中农业大学环境资源学院教授黄巧云是国内最早从事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镉米危机凸显了治理土壤污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黄巧云介绍说，污染土壤的重金属主要包括汞、镉、铅、铬和类金属砷等生物毒性显著的元素，以及有一定毒性的锌、铜、镍等元素。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移动性很小，不易随水淋滤，不为微生物降解。
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10年发布的《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其中受到镉污染的耕地分布在11个省25个地区，尤其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带。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全国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湖南、江西等省份最严重。
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介绍，针对全省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目前环保部、国土部、农业部等部门已在联合开展抽样调查。
在今年“两会”期间，业内不少专家学者已经在关注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并相继递交提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在一份有关“绿色农业”的提案中指出，我国农业发展模式粗放，污染日趋严重，全国耕地重金属污染面积在16%以上，大城市、工矿区周边情况更为严重。
黄巧云告诉记者，2006年7月,环保部在全国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国家投入了10亿元专项资金，耗时3年半。由于种种原因，调查结果一直没有公布。他说，从现有的研究和报道来看，全国重金属污染的农田可能在10%-15%左右，每年遭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亿元。
他介绍说，目前农业部已经成立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专家组分成普查及监测预警组、治理修复组和禁产区划分组。他的研究团队正为湖北石首的几个重金属污染修复试点地提供技术方案。目前，土壤污染的修复技术用得比较多的是“植物修复”和“化学修复”。植物修复，就是种植一些对重金属元素有富集能力的植物，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植物上来，然后收割处理植物，周期相对来说长一些。农村最适合这种方式，成本比较低，而且把修复植物和经济作物套种，能够实现“边修复边生产”。而化学修复，是用化学修复剂，加入到土壤中和污染物发生反应，降解污染物，去除或降低它的毒性。
“防”比“治”更重要
从本世纪初开始，黄巧云带领团队一直在湖北大冶进行土壤重金属修复研究，主要利用农业秸秆、碱性物料和微生物菌剂联合的方法原位固定土壤重金属，经处理后，生菜中镉的含量可从原来的0.9毫克/公斤降至0.3毫克/公斤。目前，黄巧云的团队还在不断改进技术方法，争取把镉含量降得更低。
作为土壤修复专家，黄巧云曾在两会时提交过一份“关于农村垃圾管理与环境保护”的提案。提案中称，目前世界上已经尝试了很多种办法修复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以及综合技术等，效果都不太理想，这主要是因为土壤污染问题往往是数年甚至数十年累积而成的，相比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最难治理。以日本“痛痛病”（因镉米污染造成的疾病）发生地神通川流域为例，当地土壤治理耗时33年，花费407亿日元，直到2012年3月才告完成。而我国的土壤修复还在起步阶段，很多地方的修复方式还停留在原始的“挖走”、“换土”阶段，其实土壤的治理与恢复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短期难见效。
黄巧云认为，无论什么方法，想要将污染的土壤恢复到没有污染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在我国，土壤修复还处在小范围试点阶段，几乎从未大面积进入过应用阶段。同时，农民并非污染者，也没钱治理，治理工程只能靠政府部门投入资金，“而这笔资金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认为，在我国农村，垃圾正在成为土壤污染的重要来源。因此，“防”比“治”更重要，也更有效。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环保工作却进展缓慢，甚至不如以前，被称为“土壤杀手”的生活垃圾、废旧电池、残留农药等造成的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国家要加大对这方面的资金投入，确保环保人员到位、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村地区土壤污染防治的难题。
摸清土壤污染“家底”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院教授李长安(博客,微博)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启动我国“带病”土壤现状调查，掌握土壤“致病”原因，分类而治。同时，国家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像大气和地表水一样，建立土壤土质的污染监测站点，严厉打击污染土壤的行为，严惩肇事者。
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研究专家组组长、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透露，目前，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土壤污染立法工作，镉米的频繁出现将加快法规的出台，预计最多3年内就将正式出台。他建议，应该为污染的土壤建立“污染档案”，保障公民对土壤环境的知情权；另外，还要建立土壤污染控制区，确定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土地适合居住。如果某个区域的土壤受到污染比较严重，就应该把它设为管制区，如果污染非常严重，就要完全禁止经济活动。
中科院武汉水生所副所长徐旭东则建议，可以采用立体治污的办法推动产业升级，阻止污染继续恶化。同时，严格保护粮食主产区的土壤环境，将保护重点放在遏制外源污染和侵蚀上，杜绝工业废物向粮食主产区排放。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日前决定全面会诊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按照设想，该项目将在全国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以120万图幅为基准网格单元，每一个网格都布设采样点位，每个点位都采集一个深层土壤样品和一个表层土壤样品。用表层含量减去深层含量，即能得出重金属元素的“人类污染图”。
现状
一份研究称，我国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其中受到镉污染的耕地分布在11个省25个地区，尤其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带。
华中农大教授黄巧云说，从现有的研究和报道来看，全国重金属污染的农田可能在10%-15%左右，每年遭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
对策
我国正在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这项工作将有助于摸清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实际情况，为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打下基础。
目前，农业部已经成立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专家组分成普查及监测预警组、治理修复组和禁产区划分组。
湖南“镉大米事件”并非孤立事件，事实上，国内多个省份出产的稻米都被查出镉超标，土壤污染已成我国众多地方的“公害”，不少专家认为彻底修复和治理被污染的土壤非常困难。但所幸的是，我国正在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这项工作将有助于摸清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实际情况，为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打下基础。
五分之一耕地受污染
华中农业大学环境资源学院教授黄巧云是国内最早从事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镉米危机凸显了治理土壤污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黄巧云介绍说，污染土壤的重金属主要包括汞、镉、铅、铬和类金属砷等生物毒性显著的元素，以及有一定毒性的锌、铜、镍等元素。重金属污染物在土壤中移动性很小，不易随水淋滤，不为微生物降解。
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10年发布的《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其中受到镉污染的耕地分布在11个省25个地区，尤其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带。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全国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湖南、江西等省份最严重。
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介绍，针对全省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目前环保部、国土部、农业部等部门已在联合开展抽样调查。
在今年“两会”期间，业内不少专家学者已经在关注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并相继递交提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在一份有关“绿色农业”的提案中指出，我国农业发展模式粗放，污染日趋严重，全国耕地重金属污染面积在16%以上，大城市、工矿区周边情况更为严重。
黄巧云告诉记者，2006年7月,环保部在全国开展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国家投入了10亿元专项资金，耗时3年半。由于种种原因，调查结果一直没有公布。他说，从现有的研究和报道来看，全国重金属污染的农田可能在10%-15%左右，每年遭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亿元。
他介绍说，目前农业部已经成立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专家组分成普查及监测预警组、治理修复组和禁产区划分组。他的研究团队正为湖北石首的几个重金属污染修复试点地提供技术方案。目前，土壤污染的修复技术用得比较多的是“植物修复”和“化学修复”。植物修复，就是种植一些对重金属元素有富集能力的植物，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植物上来，然后收割处理植物，周期相对来说长一些。农村最适合这种方式，成本比较低，而且把修复植物和经济作物套种，能够实现“边修复边生产”。而化学修复，是用化学修复剂，加入到土壤中和污染物发生反应，降解污染物，去除或降低它的毒性。
“防”比“治”更重要
从本世纪初开始，黄巧云带领团队一直在湖北大冶进行土壤重金属修复研究，主要利用农业秸秆、碱性物料和微生物菌剂联合的方法原位固定土壤重金属，经处理后，生菜中镉的含量可从原来的0.9毫克/公斤降至0.3毫克/公斤。目前，黄巧云的团队还在不断改进技术方法，争取把镉含量降得更低。
作为土壤修复专家，黄巧云曾在两会时提交过一份“关于农村垃圾管理与环境保护”的提案。提案中称，目前世界上已经尝试了很多种办法修复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包括物理、化学、生物以及综合技术等，效果都不太理想，这主要是因为土壤污染问题往往是数年甚至数十年累积而成的，相比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最难治理。以日本“痛痛病”（因镉米污染造成的疾病）发生地神通川流域为例，当地土壤治理耗时33年，花费407亿日元，直到2012年3月才告完成。而我国的土壤修复还在起步阶段，很多地方的修复方式还停留在原始的“挖走”、“换土”阶段，其实土壤的治理与恢复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短期难见效。
黄巧云认为，无论什么方法，想要将污染的土壤恢复到没有污染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在我国，土壤修复还处在小范围试点阶段，几乎从未大面积进入过应用阶段。同时，农民并非污染者，也没钱治理，治理工程只能靠政府部门投入资金，“而这笔资金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认为，在我国农村，垃圾正在成为土壤污染的重要来源。因此，“防”比“治”更重要，也更有效。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环保工作却进展缓慢，甚至不如以前，被称为“土壤杀手”的生活垃圾、废旧电池、残留农药等造成的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国家要加大对这方面的资金投入，确保环保人员到位、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村地区土壤污染防治的难题。
摸清土壤污染“家底”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院教授李长安(博客,微博)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启动我国“带病”土壤现状调查，掌握土壤“致病”原因，分类而治。同时，国家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像大气和地表水一样，建立土壤土质的污染监测站点，严厉打击污染土壤的行为，严惩肇事者。
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研究专家组组长、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透露，目前，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土壤污染立法工作，镉米的频繁出现将加快法规的出台，预计最多3年内就将正式出台。他建议，应该为污染的土壤建立“污染档案”，保障公民对土壤环境的知情权；另外，还要建立土壤污染控制区，确定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土地适合居住。如果某个区域的土壤受到污染比较严重，就应该把它设为管制区，如果污染非常严重，就要完全禁止经济活动。
中科院武汉水生所副所长徐旭东则建议，可以采用立体治污的办法推动产业升级，阻止污染继续恶化。同时，严格保护粮食主产区的土壤环境，将保护重点放在遏制外源污染和侵蚀上，杜绝工业废物向粮食主产区排放。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日前决定全面会诊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按照设想，该项目将在全国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以120万图幅为基准网格单元，每一个网格都布设采样点位，每个点位都采集一个深层土壤样品和一个表层土壤样品。用表层含量减去深层含量，即能得出重金属元素的“人类污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