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12日20时，梁家勉走出书房，落座于藤椅上小憩，片刻功夫后，竟悄然离世，平静安详，情状“如得道高僧之坐化”。这一年，梁家勉84岁，在亲友、学生眼中，他似乎选择了最契合自己个性和涵养的方式，告别有些洁癖、从未做过亏心事的一生。
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风云变幻的特殊历史环境，造就了一批学贯东西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深厚的传统国学修养，又接受了西学东渐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血脉里，传统知识分子的修养和新时代人格兼而有之。梁家勉即是其中的代表，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他始终恪守君子之道，唯情是重，而对于农史学研究，则历久弥坚，终生不渝。
纵观梁家勉的一生，清苦不离左右。在前41年的“旧社会”岁月里，国运家道的曲折磨难接踵而至，因为父亲突然病故，梁家勉在中山大学读至大三时只好主动肄业，一肩挑起拥有17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
接着，日本侵华，广州沦陷，他又拖家带口，颠沛流离，为谋生当过农业推广员、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农业职业学校教师。即使这样，他也未停止过农史研究，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艰难岁月中仍有《<诗经>之生物学发凡》、《中国<中国农植物史证>叙例》、《烟草史证》、《<中国古农解题>志趣》等佳作面世。
后半生中，梁家勉继续研究农史、潜心收集古农书、组建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成为中国农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这一过程中，他扶掖后学、谦让名利，安贫乐道。
■学人名片
梁家勉（1908年—1992年），农史学家，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图书馆管理专家。广东南海（今广州市石井镇）人，出生于书香世家，母亲是清代礼部尚书闽浙总督许应骙的外孙女，祖母是光绪朝进士、京师大学堂前身西学堂的筹办人周汝钧的妹妹，伯父梁炳星是与梁启超同榜光绪己丑科举举人和甲午会试进士副榜第一名，因此，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国学教育。
梁家勉1955年创立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从事古农书和相关文献的访购、整理和珍藏工作。1978年创立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并任主任，创办了由农业出版社发行的《农史研究》学术期刊。1980年成为全国第一位农史专业硕士生导师。1989年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的中国农业科技通史。
治农史
在“四大家”中职称学历低
一生勤勉成文革后农史第一人
1980年5月，全国农史学界精英齐聚广州，共同为梁家勉庆祝八十大寿，70岁的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特意作了一场报告，题目是《学习梁家勉同志的治学精神》，中国农业博物馆则专门请来曾为毛泽东画过肖像的画家为梁家勉绘制了巨幅肖像。
作为中国农业历史学界的开创者之一和中国农业学会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早在“文革”前，农史界已公认梁家勉对学科的贡献，南梁（家勉）与东万（国鼎）西石（声汉）北王（毓瑚）并称为“四大家”。
“万国鼎和石声汉先生已分别于‘文革’前和‘文革’中去世，王毓瑚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1980年也去世了。”梁家勉的继任者、华南农业大学原农史室主任周肇基教授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在这种情况下，梁家勉成为文革后农史界的第一人。
这一论断从另一桩农史界大事中也反映出来。决定编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农业部下达的主持单位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主编却专门指定为华南农学院（1984年改名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梁家勉。
“梁老被选为主编是众望所归，但当时有人觉得不太服气，也搞出一些动静……编撰期间，农业部资格很老的两个副部长刘瑞龙、王发武甚至多番亲自出面协调。”《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统稿人之一、长期在梁家勉身边工作的华南农业大学研究员彭世奖回忆，很多学者都为梁家勉义愤填膺，但梁家勉始终不忿不怨，心平气和。众人无不对他发出“学问那么高，脾气那么好，肚量那么大”的赞叹。
这部堪称中国第一部农业科技史的巨著，参与编写的专家达40多人，分布在多个单位，且水平和风格各异，前后历经8年，统稿时大家才发现，很多文章体例不一，部分观点和材料也比较陈旧，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
同样参加统稿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李根蟠记得，当时大量材料需要核实，相当部分需要大幅度修改，有的需要重写，工作量很大。梁家勉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分工负责修改，修改后再反复讨论，还拿出自己尚未发表的手稿供大家参考。
“修改后的稿子将近100万字，最后都由梁老审核通过，这对一个近八旬的老人来说，无异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李根蟠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但作为主编，梁家勉以最高水准交出了成果，兑现了他在编撰前郑重表示过的，要写“上对得起历代劳动人民，下对得起子孙万代的总结性创造性文献”的承诺。
在农史学“四老”中，梁家勉的学历和职称是比较低的。周肇基介绍，1979年梁家勉才被评为研究员，加上他几十年里极大的精力都投注在图书馆事务上，又没有留过洋，治农史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完全来自他自己的不懈努力。
1926年，刚刚18岁的梁家勉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即后来的广雅中学），在那里，他初识梁漱溟、黄庆、徐名鸿、罗干青、丁景堪、刘湛泉等名师，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哲学科基础。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著名农学家丁颖发表在中山大学《农声》杂志上的论文，开始引发他对农史的关注。
3年之后，梁家勉考入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修园艺、兼修农艺，选修了丁颖的两门课程。
“当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丁颖院长十分重视发掘、整理和研究中国农业历史文化典籍，在教学中广泛介绍中国古代农法的精华，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系列文章。”周肇基说，梁家勉深受感染，开始立志做一个农业科学家。
在3年的大学生涯中，在丁颖、侯过、陈焕镛等学界宗师的支持和指导下，梁家勉连续在《农声》、《农林新报》发表了《孟子之农业政策观》、《中国荔枝繁殖法考略》、《关于以农立国问题的商榷》等多篇论文，颇得教授们赞赏。
读大三时因父亲病故肄业后，梁家勉一直生活艰难，1941年，颠沛流离的他受到丁颖的邀请回母校图书馆工作，自此毕生耕耘农史园地。“史坛无限抛荒地，还待挥锄协力耘”，是梁家勉耄耋之年写下的佳句，可见其对农史学倾注之深。
真名士
学术上宽厚重情谊
生活上慷慨淡泊名利
“诗中天地殊空阔，何苦蝇营利与名”，是梁家勉《赤子集》中《偶成》的尾联，颇能道出其为人淡泊名利的底色。
在学术上，能体现梁家勉宽厚的君子情怀的事例很多，其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王重民教授关于徐光启研究的交往过程。
梁家勉对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一直颇为敬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产生了编纂《徐光启集》的念头，并逐渐搜集徐光启生平有关资料，已列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并拟定了“要旨和凡例”，还请竺可桢、陈垣审阅指正。
巧合的是，王重民教授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王教授获知情况后，写信给梁家勉，希望两人可以合作。考虑到京穗两地遥远，商讨不便，也为了避免重复，梁家勉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并将自己搜集多年的相关文献资料寄送给王教授。两位先生此后信件切磋不断。
王重民在书稿完成时提出两个人一起署名，但梁家勉婉言谢绝。为此，王教授特意在书前的《凡例》中特别致谢。
这样的例子众多。梁家勉对中国梯田历史有深入研究，但其缘起却是为呼应农业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辛树帜倡行的水土保持历史研究。一开始，辛先生请梁家勉代查资料，梁家勉披检了大量典籍，甚至写成专文寄给他，有力地支持了辛先生的研究。
生活中，梁家勉毕生耿直、忠厚。
“梁漱溟是梁家勉的业师，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日子里，敢于讲真话的梁漱溟屡遭批判，一时间门庭冷落，人人避而远之。然而梁家勉先生趁一次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抽出时间，不顾人生地疏，又不知道具体地址，边走边问。寻找很久，年过古稀的他才找到老师的家门。”周肇基介绍。
同辈农史学者胡道静在文革极左思潮盛行时，关在“牛棚”里劳动，梁家勉出差上海，专门要求与之见面，当面黄肌瘦，精神压力巨大的胡先生出现时，他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周肇基还记得，早年有一次他到梁家拜访，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以为是梁家勉的孙女，问后才知原来是研究生的孩子，父亲到外地求学去了，母亲也出差，年届八旬的梁老不顾年老体弱，为了学生能安心求学，把孩子接到家中照顾。
彭世奖则记得，在那个工资多年不涨的时代，和同辈教授相比工资明显偏低，并且家庭负担沉重的梁家勉，在学校专门多拨一个涨工资名额给图书馆的时候，他淡然地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不计得失的梁家勉爱请客的印象，也留在多位同辈或后辈学人记忆里。原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李根蟠每次到华农，都被邀请至梁家吃饭。“当时不像现在，有招待费或课题费可以报销，请客要自掏腰包，梁老的工资并不高。农史界的人到华农，梁老都要请吃饭，大家都说，哎，请吃饭就把梁老吃穷了。”
江西省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农史学会原副会长陈文华说，40多岁时自己还是个无名小卒，甚至什么职称都没有，但每到广州，梁老总要请他吃饭，让他受宠若惊。
觅古籍
创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
遍集6万余册古书
惜钱复惜书，
心下两踌躇，
钱本父兄汗，
书痴合笑余。
探囊将值给，
乍忆家无馀。
姑节衣和食，
买之又何如。
23岁时，爱读书、爱买书的梁家勉写下这首《买书》，那时候，他必不可能想到，有一天买书、管书会成为自己一辈子殊为重要的事业。
“1941年，梁先生受聘到中大农学院，除教学外主管该院的图书工作，自此开始他所谓‘四书堂’的生活，即读书、管书、教书、写书，由于他在过去的研究中深感搜集、保藏和整理古农书的重要意义，所以主管图书馆后，便决心搞一个中国农业文献专藏。”彭世奖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1955年，梁家勉实现了在图书馆创建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的夙愿。是时，中国正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多人卖掉家中古旧书，各大城市都有多间古旧书店营业，且都编有《古旧书目》，这对梁家勉而言，是购书的好机会。
“当时广州的上下九路、文德路、北京路都有这样的书店，一些私人藏书楼，如广州南州书楼也出售藏书。”彭世奖记得，当时梁家勉不断写报告、拟计划、申请经费，亲自给全国各地的书商、古旧书店发函，要求邮寄书目，亲自选购。
彭世奖说，当时梁老常常带着助手穿梭于书店，直至“文革”开始，古旧书店倒闭为止。
他身边的许多同事都知道，每次到外地出差，梁家勉从不观光，不管时间多紧，也要挤出时间到古旧书店、书摊找书。为了能搜集到有价值的古农书，在出差前，他总事先请熟悉古旧书行业的人士写介绍信，这样就能真正进入藏有好货的内部书库。
梁家勉还常检索各地主要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凡是这边没有的古农书或农业历史文献资料，马上写信或派人前往商谈复印，还常委托农史界的老专家代为复制特藏室独缺的古籍。
古籍买回来，梁家勉都要亲自动手进行装订裱补，修缺补漏，消毒防虫和编目上架。“积累到一定量后，还要请广州一位专写宋版字的卢先生书写书根，后来听说这位先生要到香港去，他还设法留他。”彭世奖记忆犹新。
藏书中许多书目卡片都是梁家勉手书，周肇基感慨地说：“每当利用馆藏古籍做研究，面对梁老几十年前装裱成册、扉页衬有防虫纸、书外配有樟木板的书籍，我崇敬爱戴之情便油然而生。”
“文革”时，特藏室里的珍贵书籍面临威胁，为了保护特藏室，梁家勉和大家商议，以造反派的名义主动将特藏室定为“四旧书库”贴上封条，虽然大家都无法看书了，但很好地保存了这批古书。
随着大量古籍充实进来和藏书的丰富，特藏室也发表了一篇篇有影响力的论文。1978年，华南农学院历史遗产研究室成立，1980年，成为当时学校8个部批重点研究室之一。此时，特藏室的藏书已由最初仅有的7部古籍发展到6万余册。其中有明代正统、弘治、正德年间的精刻本，距今已四五百年以上，而且有些是罕本，还有一些日本、朝鲜等国的古籍珍本。
为了保存好这批珍贵的古籍，农学家、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特批25万元，在华农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农史楼，多年来成为农史研究者向往之地，还吸引了国外大批研究者前往。
梁家勉对书的专注和投入，还有很多细节令人记忆深刻。熟知梁家勉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定程度的洁癖，每到北方出差，他都要从家里带一个水桶用来洗浴，带一瓶酒精消毒餐具和用品。
有一次，梁家勉的助手林枫林陪他到北京开会，繁忙的工作间隙，他前往探望几位师友。这次拜访的大部分都是有名望的人士，临行前研究室同事建议他别带着酒精出门，但向来纯真坦然、以诚待人的梁家勉仍然我行我素，在进餐前先拿出酒精瓶进行消毒。
就是这样的梁家勉，有一次发现有些图书生虫子了，非常着急，立刻叫人买来一包“六六粉”，将之涂在生虫的书上。过后有老师提出，这样容易中毒，他又率领彭世奖等人把图书搬出，戴上口罩，边曝晒边扑打。
同事觉得这样的工作太难为向来讲卫生的他了，劝他停下，他却坚持做到最后。
总策划：杨兴锋 张东明
总监制：陈广腾
采访统筹：陈志 郭珊
编辑统筹：郎国华 李贺 金强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本文参考了周肇基《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倪根金主编《梁家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一并感谢。）
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风云变幻的特殊历史环境，造就了一批学贯东西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深厚的传统国学修养，又接受了西学东渐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血脉里，传统知识分子的修养和新时代人格兼而有之。梁家勉即是其中的代表，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他始终恪守君子之道，唯情是重，而对于农史学研究，则历久弥坚，终生不渝。
纵观梁家勉的一生，清苦不离左右。在前41年的“旧社会”岁月里，国运家道的曲折磨难接踵而至，因为父亲突然病故，梁家勉在中山大学读至大三时只好主动肄业，一肩挑起拥有17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
接着，日本侵华，广州沦陷，他又拖家带口，颠沛流离，为谋生当过农业推广员、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农业职业学校教师。即使这样，他也未停止过农史研究，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艰难岁月中仍有《<诗经>之生物学发凡》、《中国<中国农植物史证>叙例》、《烟草史证》、《<中国古农解题>志趣》等佳作面世。
后半生中，梁家勉继续研究农史、潜心收集古农书、组建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成为中国农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这一过程中，他扶掖后学、谦让名利，安贫乐道。
■学人名片
梁家勉（1908年—1992年），农史学家，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图书馆管理专家。广东南海（今广州市石井镇）人，出生于书香世家，母亲是清代礼部尚书闽浙总督许应骙的外孙女，祖母是光绪朝进士、京师大学堂前身西学堂的筹办人周汝钧的妹妹，伯父梁炳星是与梁启超同榜光绪己丑科举举人和甲午会试进士副榜第一名，因此，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国学教育。
梁家勉1955年创立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从事古农书和相关文献的访购、整理和珍藏工作。1978年创立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并任主任，创办了由农业出版社发行的《农史研究》学术期刊。1980年成为全国第一位农史专业硕士生导师。1989年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迄今最全面、最系统的中国农业科技通史。
治农史
在“四大家”中职称学历低
一生勤勉成文革后农史第一人
1980年5月，全国农史学界精英齐聚广州，共同为梁家勉庆祝八十大寿，70岁的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特意作了一场报告，题目是《学习梁家勉同志的治学精神》，中国农业博物馆则专门请来曾为毛泽东画过肖像的画家为梁家勉绘制了巨幅肖像。
作为中国农业历史学界的开创者之一和中国农业学会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早在“文革”前，农史界已公认梁家勉对学科的贡献，南梁（家勉）与东万（国鼎）西石（声汉）北王（毓瑚）并称为“四大家”。
“万国鼎和石声汉先生已分别于‘文革’前和‘文革’中去世，王毓瑚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1980年也去世了。”梁家勉的继任者、华南农业大学原农史室主任周肇基教授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在这种情况下，梁家勉成为文革后农史界的第一人。
这一论断从另一桩农史界大事中也反映出来。决定编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农业部下达的主持单位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主编却专门指定为华南农学院（1984年改名为华南农业大学）的梁家勉。
“梁老被选为主编是众望所归，但当时有人觉得不太服气，也搞出一些动静……编撰期间，农业部资格很老的两个副部长刘瑞龙、王发武甚至多番亲自出面协调。”《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统稿人之一、长期在梁家勉身边工作的华南农业大学研究员彭世奖回忆，很多学者都为梁家勉义愤填膺，但梁家勉始终不忿不怨，心平气和。众人无不对他发出“学问那么高，脾气那么好，肚量那么大”的赞叹。
这部堪称中国第一部农业科技史的巨著，参与编写的专家达40多人，分布在多个单位，且水平和风格各异，前后历经8年，统稿时大家才发现，很多文章体例不一，部分观点和材料也比较陈旧，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
同样参加统稿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李根蟠记得，当时大量材料需要核实，相当部分需要大幅度修改，有的需要重写，工作量很大。梁家勉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分工负责修改，修改后再反复讨论，还拿出自己尚未发表的手稿供大家参考。
“修改后的稿子将近100万字，最后都由梁老审核通过，这对一个近八旬的老人来说，无异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李根蟠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但作为主编，梁家勉以最高水准交出了成果，兑现了他在编撰前郑重表示过的，要写“上对得起历代劳动人民，下对得起子孙万代的总结性创造性文献”的承诺。
在农史学“四老”中，梁家勉的学历和职称是比较低的。周肇基介绍，1979年梁家勉才被评为研究员，加上他几十年里极大的精力都投注在图书馆事务上，又没有留过洋，治农史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完全来自他自己的不懈努力。
1926年，刚刚18岁的梁家勉考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即后来的广雅中学），在那里，他初识梁漱溟、黄庆、徐名鸿、罗干青、丁景堪、刘湛泉等名师，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哲学科基础。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著名农学家丁颖发表在中山大学《农声》杂志上的论文，开始引发他对农史的关注。
3年之后，梁家勉考入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修园艺、兼修农艺，选修了丁颖的两门课程。
“当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丁颖院长十分重视发掘、整理和研究中国农业历史文化典籍，在教学中广泛介绍中国古代农法的精华，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系列文章。”周肇基说，梁家勉深受感染，开始立志做一个农业科学家。
在3年的大学生涯中，在丁颖、侯过、陈焕镛等学界宗师的支持和指导下，梁家勉连续在《农声》、《农林新报》发表了《孟子之农业政策观》、《中国荔枝繁殖法考略》、《关于以农立国问题的商榷》等多篇论文，颇得教授们赞赏。
读大三时因父亲病故肄业后，梁家勉一直生活艰难，1941年，颠沛流离的他受到丁颖的邀请回母校图书馆工作，自此毕生耕耘农史园地。“史坛无限抛荒地，还待挥锄协力耘”，是梁家勉耄耋之年写下的佳句，可见其对农史学倾注之深。
真名士
学术上宽厚重情谊
生活上慷慨淡泊名利
“诗中天地殊空阔，何苦蝇营利与名”，是梁家勉《赤子集》中《偶成》的尾联，颇能道出其为人淡泊名利的底色。
在学术上，能体现梁家勉宽厚的君子情怀的事例很多，其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王重民教授关于徐光启研究的交往过程。
梁家勉对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一直颇为敬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产生了编纂《徐光启集》的念头，并逐渐搜集徐光启生平有关资料，已列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并拟定了“要旨和凡例”，还请竺可桢、陈垣审阅指正。
巧合的是，王重民教授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王教授获知情况后，写信给梁家勉，希望两人可以合作。考虑到京穗两地遥远，商讨不便，也为了避免重复，梁家勉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并将自己搜集多年的相关文献资料寄送给王教授。两位先生此后信件切磋不断。
王重民在书稿完成时提出两个人一起署名，但梁家勉婉言谢绝。为此，王教授特意在书前的《凡例》中特别致谢。
这样的例子众多。梁家勉对中国梯田历史有深入研究，但其缘起却是为呼应农业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辛树帜倡行的水土保持历史研究。一开始，辛先生请梁家勉代查资料，梁家勉披检了大量典籍，甚至写成专文寄给他，有力地支持了辛先生的研究。
生活中，梁家勉毕生耿直、忠厚。
“梁漱溟是梁家勉的业师，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日子里，敢于讲真话的梁漱溟屡遭批判，一时间门庭冷落，人人避而远之。然而梁家勉先生趁一次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抽出时间，不顾人生地疏，又不知道具体地址，边走边问。寻找很久，年过古稀的他才找到老师的家门。”周肇基介绍。
同辈农史学者胡道静在文革极左思潮盛行时，关在“牛棚”里劳动，梁家勉出差上海，专门要求与之见面，当面黄肌瘦，精神压力巨大的胡先生出现时，他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周肇基还记得，早年有一次他到梁家拜访，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以为是梁家勉的孙女，问后才知原来是研究生的孩子，父亲到外地求学去了，母亲也出差，年届八旬的梁老不顾年老体弱，为了学生能安心求学，把孩子接到家中照顾。
彭世奖则记得，在那个工资多年不涨的时代，和同辈教授相比工资明显偏低，并且家庭负担沉重的梁家勉，在学校专门多拨一个涨工资名额给图书馆的时候，他淡然地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不计得失的梁家勉爱请客的印象，也留在多位同辈或后辈学人记忆里。原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李根蟠每次到华农，都被邀请至梁家吃饭。“当时不像现在，有招待费或课题费可以报销，请客要自掏腰包，梁老的工资并不高。农史界的人到华农，梁老都要请吃饭，大家都说，哎，请吃饭就把梁老吃穷了。”
江西省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农史学会原副会长陈文华说，40多岁时自己还是个无名小卒，甚至什么职称都没有，但每到广州，梁老总要请他吃饭，让他受宠若惊。
觅古籍
创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
遍集6万余册古书
惜钱复惜书，
心下两踌躇，
钱本父兄汗，
书痴合笑余。
探囊将值给，
乍忆家无馀。
姑节衣和食，
买之又何如。
23岁时，爱读书、爱买书的梁家勉写下这首《买书》，那时候，他必不可能想到，有一天买书、管书会成为自己一辈子殊为重要的事业。
“1941年，梁先生受聘到中大农学院，除教学外主管该院的图书工作，自此开始他所谓‘四书堂’的生活，即读书、管书、教书、写书，由于他在过去的研究中深感搜集、保藏和整理古农书的重要意义，所以主管图书馆后，便决心搞一个中国农业文献专藏。”彭世奖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1955年，梁家勉实现了在图书馆创建中国古代农业文献特藏室的夙愿。是时，中国正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多人卖掉家中古旧书，各大城市都有多间古旧书店营业，且都编有《古旧书目》，这对梁家勉而言，是购书的好机会。
“当时广州的上下九路、文德路、北京路都有这样的书店，一些私人藏书楼，如广州南州书楼也出售藏书。”彭世奖记得，当时梁家勉不断写报告、拟计划、申请经费，亲自给全国各地的书商、古旧书店发函，要求邮寄书目，亲自选购。
彭世奖说，当时梁老常常带着助手穿梭于书店，直至“文革”开始，古旧书店倒闭为止。
他身边的许多同事都知道，每次到外地出差，梁家勉从不观光，不管时间多紧，也要挤出时间到古旧书店、书摊找书。为了能搜集到有价值的古农书，在出差前，他总事先请熟悉古旧书行业的人士写介绍信，这样就能真正进入藏有好货的内部书库。
梁家勉还常检索各地主要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凡是这边没有的古农书或农业历史文献资料，马上写信或派人前往商谈复印，还常委托农史界的老专家代为复制特藏室独缺的古籍。
古籍买回来，梁家勉都要亲自动手进行装订裱补，修缺补漏，消毒防虫和编目上架。“积累到一定量后，还要请广州一位专写宋版字的卢先生书写书根，后来听说这位先生要到香港去，他还设法留他。”彭世奖记忆犹新。
藏书中许多书目卡片都是梁家勉手书，周肇基感慨地说：“每当利用馆藏古籍做研究，面对梁老几十年前装裱成册、扉页衬有防虫纸、书外配有樟木板的书籍，我崇敬爱戴之情便油然而生。”
“文革”时，特藏室里的珍贵书籍面临威胁，为了保护特藏室，梁家勉和大家商议，以造反派的名义主动将特藏室定为“四旧书库”贴上封条，虽然大家都无法看书了，但很好地保存了这批古书。
随着大量古籍充实进来和藏书的丰富，特藏室也发表了一篇篇有影响力的论文。1978年，华南农学院历史遗产研究室成立，1980年，成为当时学校8个部批重点研究室之一。此时，特藏室的藏书已由最初仅有的7部古籍发展到6万余册。其中有明代正统、弘治、正德年间的精刻本，距今已四五百年以上，而且有些是罕本，还有一些日本、朝鲜等国的古籍珍本。
为了保存好这批珍贵的古籍，农学家、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特批25万元，在华农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农史楼，多年来成为农史研究者向往之地，还吸引了国外大批研究者前往。
梁家勉对书的专注和投入，还有很多细节令人记忆深刻。熟知梁家勉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定程度的洁癖，每到北方出差，他都要从家里带一个水桶用来洗浴，带一瓶酒精消毒餐具和用品。
有一次，梁家勉的助手林枫林陪他到北京开会，繁忙的工作间隙，他前往探望几位师友。这次拜访的大部分都是有名望的人士，临行前研究室同事建议他别带着酒精出门，但向来纯真坦然、以诚待人的梁家勉仍然我行我素，在进餐前先拿出酒精瓶进行消毒。
就是这样的梁家勉，有一次发现有些图书生虫子了，非常着急，立刻叫人买来一包“六六粉”，将之涂在生虫的书上。过后有老师提出，这样容易中毒，他又率领彭世奖等人把图书搬出，戴上口罩，边曝晒边扑打。
同事觉得这样的工作太难为向来讲卫生的他了，劝他停下，他却坚持做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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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本文参考了周肇基《中国农史学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倪根金主编《梁家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