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原本互不相识，却都因为鱼而来到新加坡，成为了同事和朋友，这里面有缘分也有必然。
本期《新汇点》访问了鱼类育种专家欧尔班教授、岳根华博士和戴克，了解他们为何来新加坡，并在培育本地养殖鱼和教育下一代科研人员方面，为我国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新加坡人爱吃海鲜，一年可消耗近12万吨鱼，相等于每人一年吃掉24公斤，是人均食鱼量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海鲜大部分来自国外渔场或捕捞船，而国内渔场的鱼肉产量目前只占本地市场约4％。
近年来，全球气候转变以及渔船过度捕捞的行为，已影响到一些鱼类的正常生长、海洋生态和资源。如何让新加坡的鱼产供应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给能力，也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为了确保食物货源多元化，农粮兽医局已设下明确目标，在未来几年里提高国内鱼肉产量至15％。
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岳根华（左起）、欧尔班和戴克，共同为培育本地养殖鱼做出贡献。
本地研究鱼类育种和养殖的专家向来稀少，最著名的学者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教授蓝唐英。本期《新汇点》访问了三名来自国外的鱼类育种专家，了解他们为我国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太阳刚破晓的早晨，与三名鱼类分子生物学家——欧尔班教授（Laszlo Orban，54岁）、岳根华博士（47岁）以及戴克（Matthew Dyck，30岁）分排坐在开往新加坡南部小岛圣约翰岛的渡轮上，乘风破浪地前往岛上的海水养殖中心（Marine Aquaculture Centre）。
渡轮随着道道海波，有节奏地摇曳着，心神也跟着荡漾起来。心想着身边的这三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原本互不相识，却都因为鱼而来到新加坡，成为了同事和朋友，这里面有缘分也有必然。
来自匈牙利的欧尔班在研究鱼类育种方面的资历最深，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鱼类基因育种研究，眼中闪耀着无比的热忱。
他说：“一开始我学的是生物化学，后来转去研究分子遗传学，现在涉足基因组学。但不管研究什么，我的研究总是离不开鱼，比起其他动物，我对鱼的兴趣更大。”
欧尔班毕业于匈牙利著名的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在家乡的时候，人们常常对他的鱼研究不以为然，因为当地的鱼肉需求不大，每年人均食鱼量可能只有几公斤。直到1998年来到新加坡后，欧尔班才开始觉得自己的研究受到社会普遍重视。
他笑说：“可能是亚洲人的生活与水息息相关的缘故，有时坐德士，德士司机问我做哪行，我说研究鱼，他们的眼睛就会亮起来，然后兴奋地追问我研究成果，这对科研人员来说，是一种肯定和鼓励。”
就这样，原本打算在新加坡居住两年的欧尔班，不知不觉地竟已在这里生活了14年，目前是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的项目主任，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科学系的兼职副教授。
第三文化孩子
当年随他一起来的两名儿子已长大成人，回到欧洲升学；而同样是科学家的妻子现在任职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生活已完全融入本地。
他说：“这里的环境与匈牙利截然不同，但要安顿下来却很容易，从找房子到为孩子找学校，都可感受到本地人对外国人宾至如归的热情。”
“两名孩子原本对食物很保守，现在一回来度假就嚷着要吃咖喱和辣椒螃蟹，已成为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 Kids）。”
关注这里的研究环境
然而，除了孩子的教育，欧尔班最关注的还是这里的研究环境。他认为，这里的研究更有计划和组织，“研究管理层从一开始就有长远打算，即使项目在一段时间里没收到拨款也不会停止运作，这让我们的研究更稳定。”
稳定的研究环境，对留住人才也有帮助。他说：“每失去一名研究员，我们就需要花半年时间培养新人，一个项目不能失去那么多个半年。”
“鱼类育种在这里已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有政府既直接又集中的拨款和支持，这就是新加坡的优势所在。”
欧尔班举例说，澳大利亚的食鱼养殖业总体虽比新加坡的大，但因为渔场之间距离遥远而没有集中作业与合作，所以鱼类育种发展速度还不及新加坡。
研究通过基因育种
他说：“我们的研究，在2004年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拨款后，才算真正起步。但在短短八年时间里，新加坡已领先泛亚太区鱼类遗传育种研究，可以和日本抗衡，这是很不寻常的成绩。”
欧尔班目前正在研究如何通过基因育种，饲养出体型均匀、免疫系统良好、成长速度更快的罗非鱼（Tilapia）和金目鲈（Asian Seabass），并希望在五年内把这类优质鱼大规模地引进本地的近海渔场。
他说：“这不只是一项针对金目鲈或罗非鱼的研究，而是一项适用于所有鱼类、探讨全新鱼类养殖方式的研究。随着野生鱼类的捕捞数量逐渐缩小，食鱼养殖业的需求在未来一定会不断扩大，新加坡可在这方面大展拳脚。”
不做研究的时候，欧尔班都忙着把一些本想来实习的学生赶走，14年来他只收过60名实习生。不管学生来自哪种高等学府，他都一视同仁，最看重的反而是“学生眼中的光芒”。
他解释说：“科研没有捷径，需要时时刻刻付出，也不一定有成果，靠的就是科研人员的兴趣、热忱和决心，所以我只欢迎那些真正对研究有兴趣的学生。”
筛选学生虽严厉，他却也有为学生骄傲的时候。他说：“我有一名实习生每年放假就自动回来，后来不仅在全国科学奥林匹克比赛中获胜，还同时被哈佛、耶鲁、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豁免学费地录取。他现在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博士生，以后前途无量。”
岳根华：看到鱼类育种研究在新加坡的锐变
当渡轮向树木茂盛的圣约翰岛越驶越近时，脑海里突然闪过好莱坞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的片段，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会不会是一群疯狂科学家培育可怕新物种的基地？
项目副主任岳根华博士解释说，基因育种指的就是锁定和选择鱼类身上原本就有的一些优良基因，培育出同样拥有优良基因的鱼类杂种（Hybrid）后代，与转基因和基因改造无关。
岳根华来自中国浙江嘉兴，先后在中国的南京农业大学和德国的霍恩海姆大学（Hohenheim University）修读动物育种学，研究过的动物包括鹌鹑和鸡牛羊等。
14年前他还在德国时，看到欧尔班的鱼类育种研究招聘邀请，就决定带着全家人来新加坡，目前他已是永久居民，妻子和两名孩子则已成为公民。
问他为何选择在新加坡扎根，他说：“德国教授虽很有礼貌也待我很好，但潜意识里还认为我是从穷国家来的，而且外国人在德国找工作很困难，而新加坡毕竟是华人社会，生活环境比较适合我们。”
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育种研究，他说：“中国的家禽家畜一般都养得很好，但育种研究就没有什么系统。而新加坡的养殖业虽小但拨款丰厚、国际交流也很频密。”
在这里工作多年，岳根华也看到了鱼类育种研究在新加坡的锐变。他说：“14年前几乎没人研究这个项目，可行内人现在都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就连北欧渔业强国挪威的公司也要咨询我们的基因型鉴定（Genotyping）科技。”
在众人的努力下，他们饲养的金目鲈成长速度已增加25％。岳根华认为新加坡可效仿挪威，最终成为渔业强国。
他说：“挪威从70年代开始投资三文鱼养殖业，经过40年才发展成一条龙的庞大产业，新加坡投资渔业研究十年，未来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戴克：照顾鱼儿，非常棒的工作
抵达海水养殖中心的培育室时，已是艳阳高照的时候。培育室闷热得让人大汗淋漓，轰隆隆的机械声惹人心烦。
这里，就是新西兰人戴克过去一年半以来的工作场所。身为项目经理，他每天早上5时起床、乘坐渡轮到圣约翰岛，照顾鱼儿和进行实验。就连周末和晚上，他也常在岛上留宿。
采访当天，他匆匆回答完问题，然后就乘快艇到圣约翰岛岸外，为的就是察看那边的实验鱼是否遭寄生虫侵袭。他腼腆地说：“如果你喜欢这份工作，那它就是一份非常棒的工作。”
戴克毕业自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和奥克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的水产养殖学，两年前离开新西兰到马来西亚霹雳州工作，因为“亚洲才是水产养殖业的中心。”
当时，戴克并没想过会来新加坡。然而，他交往了超过十年的女友是一名会计师，在偏僻的霹雳州郊区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两人才决定到这里发展。
他说：“我喜欢大海，也喜欢冲浪和潜水，住在新加坡，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很方便。”
金目鲈 先雄后雌自然变性
“你知道吗？金目鲈一孵化时是雄性，约2岁时达到性成熟，然后就会慢慢变性，约4岁时蜕变为成熟的雌性。”
欧尔班说，自然界里有许多鱼都会自然变性，金目鲈属于先雄后雌（Protandry）类型，也有一些鱼是先雌后雄（Protogyny）。
就因为金目鲈的生长期分为两个阶段，它的育种研究很具挑战性。培育不会变性的罗非鱼最多只需一年时间，但培育一代金目鲈却需要好多年时间。
欧尔班说：“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金目鲈的性腺分化、成熟以及转变过程背后的分子机制（Molecular Mechanism），希望以后可以控制这些机制，并运用在其他会变性的鱼类上。”
本期《新汇点》访问了鱼类育种专家欧尔班教授、岳根华博士和戴克，了解他们为何来新加坡，并在培育本地养殖鱼和教育下一代科研人员方面，为我国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新加坡人爱吃海鲜，一年可消耗近12万吨鱼，相等于每人一年吃掉24公斤，是人均食鱼量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海鲜大部分来自国外渔场或捕捞船，而国内渔场的鱼肉产量目前只占本地市场约4％。
近年来，全球气候转变以及渔船过度捕捞的行为，已影响到一些鱼类的正常生长、海洋生态和资源。如何让新加坡的鱼产供应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给能力，也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为了确保食物货源多元化，农粮兽医局已设下明确目标，在未来几年里提高国内鱼肉产量至15％。
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岳根华（左起）、欧尔班和戴克，共同为培育本地养殖鱼做出贡献。
本地研究鱼类育种和养殖的专家向来稀少，最著名的学者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教授蓝唐英。本期《新汇点》访问了三名来自国外的鱼类育种专家，了解他们为我国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太阳刚破晓的早晨，与三名鱼类分子生物学家——欧尔班教授（Laszlo Orban，54岁）、岳根华博士（47岁）以及戴克（Matthew Dyck，30岁）分排坐在开往新加坡南部小岛圣约翰岛的渡轮上，乘风破浪地前往岛上的海水养殖中心（Marine Aquaculture Centre）。
渡轮随着道道海波，有节奏地摇曳着，心神也跟着荡漾起来。心想着身边的这三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原本互不相识，却都因为鱼而来到新加坡，成为了同事和朋友，这里面有缘分也有必然。
来自匈牙利的欧尔班在研究鱼类育种方面的资历最深，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鱼类基因育种研究，眼中闪耀着无比的热忱。
他说：“一开始我学的是生物化学，后来转去研究分子遗传学，现在涉足基因组学。但不管研究什么，我的研究总是离不开鱼，比起其他动物，我对鱼的兴趣更大。”
欧尔班毕业于匈牙利著名的塞格德大学（University of Szeged）。在家乡的时候，人们常常对他的鱼研究不以为然，因为当地的鱼肉需求不大，每年人均食鱼量可能只有几公斤。直到1998年来到新加坡后，欧尔班才开始觉得自己的研究受到社会普遍重视。
他笑说：“可能是亚洲人的生活与水息息相关的缘故，有时坐德士，德士司机问我做哪行，我说研究鱼，他们的眼睛就会亮起来，然后兴奋地追问我研究成果，这对科研人员来说，是一种肯定和鼓励。”
就这样，原本打算在新加坡居住两年的欧尔班，不知不觉地竟已在这里生活了14年，目前是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院的项目主任，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科学系的兼职副教授。
第三文化孩子
当年随他一起来的两名儿子已长大成人，回到欧洲升学；而同样是科学家的妻子现在任职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生活已完全融入本地。
他说：“这里的环境与匈牙利截然不同，但要安顿下来却很容易，从找房子到为孩子找学校，都可感受到本地人对外国人宾至如归的热情。”
“两名孩子原本对食物很保守，现在一回来度假就嚷着要吃咖喱和辣椒螃蟹，已成为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第三文化孩子（Third Culture Kids）。”
关注这里的研究环境
然而，除了孩子的教育，欧尔班最关注的还是这里的研究环境。他认为，这里的研究更有计划和组织，“研究管理层从一开始就有长远打算，即使项目在一段时间里没收到拨款也不会停止运作，这让我们的研究更稳定。”
稳定的研究环境，对留住人才也有帮助。他说：“每失去一名研究员，我们就需要花半年时间培养新人，一个项目不能失去那么多个半年。”
“鱼类育种在这里已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有政府既直接又集中的拨款和支持，这就是新加坡的优势所在。”
欧尔班举例说，澳大利亚的食鱼养殖业总体虽比新加坡的大，但因为渔场之间距离遥远而没有集中作业与合作，所以鱼类育种发展速度还不及新加坡。
研究通过基因育种
他说：“我们的研究，在2004年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拨款后，才算真正起步。但在短短八年时间里，新加坡已领先泛亚太区鱼类遗传育种研究，可以和日本抗衡，这是很不寻常的成绩。”
欧尔班目前正在研究如何通过基因育种，饲养出体型均匀、免疫系统良好、成长速度更快的罗非鱼（Tilapia）和金目鲈（Asian Seabass），并希望在五年内把这类优质鱼大规模地引进本地的近海渔场。
他说：“这不只是一项针对金目鲈或罗非鱼的研究，而是一项适用于所有鱼类、探讨全新鱼类养殖方式的研究。随着野生鱼类的捕捞数量逐渐缩小，食鱼养殖业的需求在未来一定会不断扩大，新加坡可在这方面大展拳脚。”
不做研究的时候，欧尔班都忙着把一些本想来实习的学生赶走，14年来他只收过60名实习生。不管学生来自哪种高等学府，他都一视同仁，最看重的反而是“学生眼中的光芒”。
他解释说：“科研没有捷径，需要时时刻刻付出，也不一定有成果，靠的就是科研人员的兴趣、热忱和决心，所以我只欢迎那些真正对研究有兴趣的学生。”
筛选学生虽严厉，他却也有为学生骄傲的时候。他说：“我有一名实习生每年放假就自动回来，后来不仅在全国科学奥林匹克比赛中获胜，还同时被哈佛、耶鲁、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豁免学费地录取。他现在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博士生，以后前途无量。”
岳根华：看到鱼类育种研究在新加坡的锐变
当渡轮向树木茂盛的圣约翰岛越驶越近时，脑海里突然闪过好莱坞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的片段，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会不会是一群疯狂科学家培育可怕新物种的基地？
项目副主任岳根华博士解释说，基因育种指的就是锁定和选择鱼类身上原本就有的一些优良基因，培育出同样拥有优良基因的鱼类杂种（Hybrid）后代，与转基因和基因改造无关。
岳根华来自中国浙江嘉兴，先后在中国的南京农业大学和德国的霍恩海姆大学（Hohenheim University）修读动物育种学，研究过的动物包括鹌鹑和鸡牛羊等。
14年前他还在德国时，看到欧尔班的鱼类育种研究招聘邀请，就决定带着全家人来新加坡，目前他已是永久居民，妻子和两名孩子则已成为公民。
问他为何选择在新加坡扎根，他说：“德国教授虽很有礼貌也待我很好，但潜意识里还认为我是从穷国家来的，而且外国人在德国找工作很困难，而新加坡毕竟是华人社会，生活环境比较适合我们。”
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育种研究，他说：“中国的家禽家畜一般都养得很好，但育种研究就没有什么系统。而新加坡的养殖业虽小但拨款丰厚、国际交流也很频密。”
在这里工作多年，岳根华也看到了鱼类育种研究在新加坡的锐变。他说：“14年前几乎没人研究这个项目，可行内人现在都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就连北欧渔业强国挪威的公司也要咨询我们的基因型鉴定（Genotyping）科技。”
在众人的努力下，他们饲养的金目鲈成长速度已增加25％。岳根华认为新加坡可效仿挪威，最终成为渔业强国。
他说：“挪威从70年代开始投资三文鱼养殖业，经过40年才发展成一条龙的庞大产业，新加坡投资渔业研究十年，未来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戴克：照顾鱼儿，非常棒的工作
抵达海水养殖中心的培育室时，已是艳阳高照的时候。培育室闷热得让人大汗淋漓，轰隆隆的机械声惹人心烦。
这里，就是新西兰人戴克过去一年半以来的工作场所。身为项目经理，他每天早上5时起床、乘坐渡轮到圣约翰岛，照顾鱼儿和进行实验。就连周末和晚上，他也常在岛上留宿。
采访当天，他匆匆回答完问题，然后就乘快艇到圣约翰岛岸外，为的就是察看那边的实验鱼是否遭寄生虫侵袭。他腼腆地说：“如果你喜欢这份工作，那它就是一份非常棒的工作。”
戴克毕业自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和奥克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的水产养殖学，两年前离开新西兰到马来西亚霹雳州工作，因为“亚洲才是水产养殖业的中心。”
当时，戴克并没想过会来新加坡。然而，他交往了超过十年的女友是一名会计师，在偏僻的霹雳州郊区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两人才决定到这里发展。
他说：“我喜欢大海，也喜欢冲浪和潜水，住在新加坡，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很方便。”
金目鲈 先雄后雌自然变性
“你知道吗？金目鲈一孵化时是雄性，约2岁时达到性成熟，然后就会慢慢变性，约4岁时蜕变为成熟的雌性。”
欧尔班说，自然界里有许多鱼都会自然变性，金目鲈属于先雄后雌（Protandry）类型，也有一些鱼是先雌后雄（Protogyny）。
就因为金目鲈的生长期分为两个阶段，它的育种研究很具挑战性。培育不会变性的罗非鱼最多只需一年时间，但培育一代金目鲈却需要好多年时间。
欧尔班说：“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金目鲈的性腺分化、成熟以及转变过程背后的分子机制（Molecular Mechanism），希望以后可以控制这些机制，并运用在其他会变性的鱼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