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学到老”是他毕生追求的境界。从1919年到1973年，他整整工作了54年。在《中国真菌总汇》前言中的一句“我谨以此书作为我个人晚年对人民的一点贡献吧”，蕴含着他对奉献了一生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深情依恋。他就是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教授。
学科始祖 科研泰斗
戴芳澜1893年出生在一个书礼世家，童年文静好学。1914年赴美学农学，先后获得了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担任植物病理学系教授和系主任等职。
戴芳澜是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立志要发展中国的植物病理学科来服务于我国的农业生产；一生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植物病理学人才和真菌学家，以期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本国的农作物病害问题。在他的指导下，广东、南京等地都展开了研究植物病害以及防治工作，其中包括对水稻、果树及蚕豆病害的研究。建国后，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真菌植病病害研究室，鼓励和资助对小麦锈病的抗病育种工作和对北京大白菜三大病害的研究工作。
戴芳澜是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毕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寄生真菌方面。从采集标本到鉴定其目、科、属、种都尽心去做，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辅助手段匮乏的条件下，这些工作量之大令人惊奇。他的真菌分类研究将真菌的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联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为我国真菌的分类工作奠定了基础。他还规划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发展，由此促进了全国各地对真菌各个领域的研究，扩大了对中国真菌资源的认识面。
为人师表 循循善诱
戴芳澜一生对他的科学研究都非常严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指导工作是用启发式而不是命令式，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探索，以此锻炼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
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我校前身）担任教授时，他讲授植物病理学及真菌学两门课。涉及教案和科研的工作，不管是编写教材、参考资料、管理学生的课堂试验，还是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和实习，他都尽心尽力。更令人称道的是，他所授课程的课外必读资料都是他自己从当时国际上最新论文中收集而来，并加以打印，编订成册。他讲授真菌学时，除了一个助理员协助他准备标本和显微镜之类的条件外，一切都由他自理。他还经常在实验室内巡视，看学生们的作图，画得对的，他可能会指着作图上某一部分要学生答出名称；画得不对的，他就毫不客气地让学生再去查阅资料，进行实验指导，重新再画。学生作图经他签字后，方可继续做实验报告，否则得重做。因此，所有学生都毫不马虎，严谨认真地完成实验。除课堂实验外，他还经常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学生对真菌学的兴趣，而且还让他们学到了许多识别标本的窍门。
戴芳澜学识渊博，不仅为学生们爱戴，也为学术界所敬重。1943到1962年间他曾先后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首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其间，他还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亲自接见。他还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
正气凛然 书生本色
戴芳澜平生正气凛然，待人接物一贯直道而行。他对待幼辈和蔼可亲，与同事相处十分谦和；但对不正之风，则嫉恶如仇，毫不假以颜色。他对学生或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公私分明，不允许浪费科研材料。因为他能处处以身作则，大家也衷心钦佩。在旧中国，当局的媚外无能，任凭外国传教士和科学工作者到我国各地任意调查和采集标本，然后运回本国后擅自定名发表。对此，他深感痛心，曾愤然写文章公开批判。
他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执教时，时任植物系主任的一位美国人作风专横，办事有倾向性，别的教授不敢和他争辩，而戴芳澜则经常据理力争，毫不买账。
抗战期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戴芳澜，曾被邀请去重庆参加院士大会。但他拒绝参加蒋介石所设的招待宴会，因为他认为院士大会是学术性的，而参加招待宴会就带有政治意义了。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戴芳澜一生钻研科学的真实写照。在那样的年代，在科研条件和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他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决心，做到了教学与工作两不误。他的一生桃李纷繁，是中国植物病理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他正直淳厚的人格魅力以及孜孜不倦的科研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后人心中。
参考文献：
吴汝焯、王步峥、 许增华等编著《忆恩师》等。
特鸣谢植保院王源超教授为本文作修订。
学科始祖 科研泰斗
戴芳澜1893年出生在一个书礼世家，童年文静好学。1914年赴美学农学，先后获得了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担任植物病理学系教授和系主任等职。
戴芳澜是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立志要发展中国的植物病理学科来服务于我国的农业生产；一生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植物病理学人才和真菌学家，以期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本国的农作物病害问题。在他的指导下，广东、南京等地都展开了研究植物病害以及防治工作，其中包括对水稻、果树及蚕豆病害的研究。建国后，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真菌植病病害研究室，鼓励和资助对小麦锈病的抗病育种工作和对北京大白菜三大病害的研究工作。
戴芳澜是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毕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寄生真菌方面。从采集标本到鉴定其目、科、属、种都尽心去做，在20世纪30年代，各种辅助手段匮乏的条件下，这些工作量之大令人惊奇。他的真菌分类研究将真菌的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联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为我国真菌的分类工作奠定了基础。他还规划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发展，由此促进了全国各地对真菌各个领域的研究，扩大了对中国真菌资源的认识面。
为人师表 循循善诱
戴芳澜一生对他的科学研究都非常严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指导工作是用启发式而不是命令式，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探索，以此锻炼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
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我校前身）担任教授时，他讲授植物病理学及真菌学两门课。涉及教案和科研的工作，不管是编写教材、参考资料、管理学生的课堂试验，还是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和实习，他都尽心尽力。更令人称道的是，他所授课程的课外必读资料都是他自己从当时国际上最新论文中收集而来，并加以打印，编订成册。他讲授真菌学时，除了一个助理员协助他准备标本和显微镜之类的条件外，一切都由他自理。他还经常在实验室内巡视，看学生们的作图，画得对的，他可能会指着作图上某一部分要学生答出名称；画得不对的，他就毫不客气地让学生再去查阅资料，进行实验指导，重新再画。学生作图经他签字后，方可继续做实验报告，否则得重做。因此，所有学生都毫不马虎，严谨认真地完成实验。除课堂实验外，他还经常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学生对真菌学的兴趣，而且还让他们学到了许多识别标本的窍门。
戴芳澜学识渊博，不仅为学生们爱戴，也为学术界所敬重。1943到1962年间他曾先后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首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其间，他还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亲自接见。他还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
正气凛然 书生本色
戴芳澜平生正气凛然，待人接物一贯直道而行。他对待幼辈和蔼可亲，与同事相处十分谦和；但对不正之风，则嫉恶如仇，毫不假以颜色。他对学生或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公私分明，不允许浪费科研材料。因为他能处处以身作则，大家也衷心钦佩。在旧中国，当局的媚外无能，任凭外国传教士和科学工作者到我国各地任意调查和采集标本，然后运回本国后擅自定名发表。对此，他深感痛心，曾愤然写文章公开批判。
他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执教时，时任植物系主任的一位美国人作风专横，办事有倾向性，别的教授不敢和他争辩，而戴芳澜则经常据理力争，毫不买账。
抗战期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戴芳澜，曾被邀请去重庆参加院士大会。但他拒绝参加蒋介石所设的招待宴会，因为他认为院士大会是学术性的，而参加招待宴会就带有政治意义了。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戴芳澜一生钻研科学的真实写照。在那样的年代，在科研条件和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他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决心，做到了教学与工作两不误。他的一生桃李纷繁，是中国植物病理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他正直淳厚的人格魅力以及孜孜不倦的科研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后人心中。
参考文献：
吴汝焯、王步峥、 许增华等编著《忆恩师》等。
特鸣谢植保院王源超教授为本文作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