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振镛（1890～1962），浙江慈溪人，中国著名畜牧兽医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现代农业教育事业先驱之一，现代养牛学创始人，兽疫防治系统的奠基人。虞振镛1907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1年保送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畜牧学，获学士学位。1915年于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赴美国德州农工学院深造，专攻乳牛学。回国后，虞振镛历任清华学堂教授兼农场主任、农学系主任及农场场长；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场主任、农学院代理院长；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畜牧系主任；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他还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渔牧司司长、贵州省建设厅技正兼农业改进所所长、兽疫防治委员会委员兼干事、南京国民政府畜牧司司长、上海畜产公司经理等职。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虞振镛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担任教授直至退休，在此期间，为学校畜牧兽医学科的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1915年，虞振镛留美回国后，就投身于中国的农业科技教育事业中，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在美国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他总是亲自动手，带领学生和工人砌围墙，圈牛羊，养鸡鸭，种麦植棉，为果木整枝，为病树治虫，为学生创造了参加农业生产实践的条件。他言传身教，培养了学生对农业科学的兴趣，为日后深入钻研农业科学奠定了基础。虞振镛兢兢业业的育人风范，使学生印象深刻，据当年的清华学校农学会会员程绍迥回忆：“虞振镛的实践精神感染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授亲自动手，躬耕田间，诲人不倦，虞老师是第一人。同时，也使同学们学到了如何把科学知识用于农业生产。”
虞振镛对农业科学不断追求的坚韧毅力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胸怀农业科学志向的学生，并促使其中很多人选择了赴美深造，如张心一、涂治、陈之长、罗清生、程绍迥、李先闻、赵连芳等，他们均成为我国早期现代农业科技专家和农业教育家。
1920年，虞振镛再度赴美入德克萨斯州农工学院专攻乳牛学。1921年亲自选购良种荷兰乳牛共13头，并亲自照料，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终于把13头良种乳牛安全带到北京，创建了北京模范奶牛场，促进了我国奶牛业的发展。这不仅标志着我国自办现代化乳牛事业的兴起，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学生们提供了实习场地，在这里学生们可以进行乳牛的鉴定、繁殖配种、饲养管理、牛乳消毒和乳品加工等一整套有关乳牛学课程的实习。
虞振镛在任实业部渔牧司司长时，就大力倡导发展畜牧业，在《南岭锄声》创刊号上发表的《绥远垦业之状况》中提出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的见解。虞振镛调到贵州主持农业工作时，继续大力宣传发展畜牧业，充分展现其因地制宜的畜牧发展思想。
1944年，虞振镛又在《中国畜牧政策之刍议》中提出了战后发展畜牧业必要性的建议，他指出，在发展畜牧业时，要按照农区和牧区的特点，采取不同方针，并对此提出了几条政策措施：健全兽医防治机构；开展家畜保险；加强教育，培养人才，稳定队伍；对经营者给予优惠。
虞振镛在强调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更重视兽疫防治工作，并认为这是我国具体条件下发展畜牧业的关键，甚至比改良品种还重要。在《黔省之畜牧业》一文中，他曾指出兽疫的损失是我国牧业发展的最大阻碍，“发展畜牧业以防治兽疫为先，使养牲畜的人对于他所经营的事业得有保障，则从之者必众，牲畜产量随之而增，再谈品种改良，一切困难自可迎刃而解了。”从1936年初次出任实业部渔牧司司长起，虞振镛就着手创建兽疫防治机构，拟定兽疫防治条例，对我国兽疫防治系统的建立起了奠基和开拓作用。
虞振镛一生刚正不阿，是一位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为发展祖国的畜牧兽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曾在1956年给子女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读书时期受宗教影响很深，能爱人，能为人民服务，不贪污，不欺人。我从小是个热血爱国者，但是我过去的思想是以技术生产救国（实业救国）为宗旨的……阅读了周恩来总理1956年1月14日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后……认识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因此更加努力。人人都应有崇高的奋斗目标……我要跟随着时代前进。”
虞振镛对待教育一丝不苟，他言传身教，躬耕田间，诲人不倦，为我校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畜牧兽医学人才；他注重实践，刻苦钻研，在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学术财富；他洁身自好，刚正不阿，淡泊明志的作风更为后人提供了榜样，让人为之敬仰。
参考文献：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
梁寒冰，魏宏运.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农业部教育司.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北京：中央农业部，1990
中国大百科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等）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虞振镛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担任教授直至退休，在此期间，为学校畜牧兽医学科的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言传身教 诲人不倦
虞振镛始终严以律己，对学生言传身教，躬耕田间，诲人不倦，为学生创造参加农业生产实践的条件，为我国培养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我国早期现代农业科技专家和农业教育家，成为我国现代农业教育的先驱之一。1915年，虞振镛留美回国后，就投身于中国的农业科技教育事业中，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在美国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他总是亲自动手，带领学生和工人砌围墙，圈牛羊，养鸡鸭，种麦植棉，为果木整枝，为病树治虫，为学生创造了参加农业生产实践的条件。他言传身教，培养了学生对农业科学的兴趣，为日后深入钻研农业科学奠定了基础。虞振镛兢兢业业的育人风范，使学生印象深刻，据当年的清华学校农学会会员程绍迥回忆：“虞振镛的实践精神感染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授亲自动手，躬耕田间，诲人不倦，虞老师是第一人。同时，也使同学们学到了如何把科学知识用于农业生产。”
虞振镛对农业科学不断追求的坚韧毅力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胸怀农业科学志向的学生，并促使其中很多人选择了赴美深造，如张心一、涂治、陈之长、罗清生、程绍迥、李先闻、赵连芳等，他们均成为我国早期现代农业科技专家和农业教育家。
注重实践 深入钻研
虞振镛在国外求学期间就很重视实践，每逢假期他都去农场实习和劳动，理论联系实际，当时他就认识到乳牛业是畜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1920年，虞振镛再度赴美入德克萨斯州农工学院专攻乳牛学。1921年亲自选购良种荷兰乳牛共13头，并亲自照料，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终于把13头良种乳牛安全带到北京，创建了北京模范奶牛场，促进了我国奶牛业的发展。这不仅标志着我国自办现代化乳牛事业的兴起，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学生们提供了实习场地，在这里学生们可以进行乳牛的鉴定、繁殖配种、饲养管理、牛乳消毒和乳品加工等一整套有关乳牛学课程的实习。
虞振镛在任实业部渔牧司司长时，就大力倡导发展畜牧业，在《南岭锄声》创刊号上发表的《绥远垦业之状况》中提出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的见解。虞振镛调到贵州主持农业工作时，继续大力宣传发展畜牧业，充分展现其因地制宜的畜牧发展思想。
1944年，虞振镛又在《中国畜牧政策之刍议》中提出了战后发展畜牧业必要性的建议，他指出，在发展畜牧业时，要按照农区和牧区的特点，采取不同方针，并对此提出了几条政策措施：健全兽医防治机构；开展家畜保险；加强教育，培养人才，稳定队伍；对经营者给予优惠。
虞振镛在强调发展畜牧业的同时，更重视兽疫防治工作，并认为这是我国具体条件下发展畜牧业的关键，甚至比改良品种还重要。在《黔省之畜牧业》一文中，他曾指出兽疫的损失是我国牧业发展的最大阻碍，“发展畜牧业以防治兽疫为先，使养牲畜的人对于他所经营的事业得有保障，则从之者必众，牲畜产量随之而增，再谈品种改良，一切困难自可迎刃而解了。”从1936年初次出任实业部渔牧司司长起，虞振镛就着手创建兽疫防治机构，拟定兽疫防治条例，对我国兽疫防治系统的建立起了奠基和开拓作用。
刚正不阿 鞠躬尽瘁
虞振镛洁身自好，廉洁奉公，淡泊明志。从1936年至1948年，虞振镛在任政府高级官员的13年时间内，曾一度一贫如洗，甚至到了连女儿的学费都不能支付的境地，学医的女儿就悄悄去卖血，来弥补学费和生活费用。甚至他的亲戚也不愿到他这个“没有油水”的地方求职。虞振镛在当时贪污腐化成风的社会里依然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生活作风，着实令人敬佩。虞振镛一生刚正不阿，是一位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为发展祖国的畜牧兽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曾在1956年给子女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读书时期受宗教影响很深，能爱人，能为人民服务，不贪污，不欺人。我从小是个热血爱国者，但是我过去的思想是以技术生产救国（实业救国）为宗旨的……阅读了周恩来总理1956年1月14日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后……认识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因此更加努力。人人都应有崇高的奋斗目标……我要跟随着时代前进。”
虞振镛对待教育一丝不苟，他言传身教，躬耕田间，诲人不倦，为我校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畜牧兽医学人才；他注重实践，刻苦钻研，在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学术财富；他洁身自好，刚正不阿，淡泊明志的作风更为后人提供了榜样，让人为之敬仰。
参考文献：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
梁寒冰，魏宏运.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农业部教育司.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北京：中央农业部，1990
中国大百科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