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粮食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早在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委员会上就通过了有关“粮食安全”的定义：“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为了生存和健康所必需的足够食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首位。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立足国内自给，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体系。但也要认识到，我国农业仍属弱质产业，农业资源紧缺，经营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比较效益较低，粮食发展的资源制约日益加大，面临着资源偏紧和需求上升的双重压力。
在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近日承办的“2011年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上，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引来全国各地高校的专家学者的热议，他们各抒己见，未雨绸缪，分析粮食生产面临的新挑战，把脉国家粮食安全。
□本报首席记者 陈洋 本报记者 吕天霞/文 本报记者 王振红/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粮食安全关系民族安危，牵动世界格局。
统计表明，今年全国夏粮产量为12627万吨，比上年增产312万吨，连续八年丰收。而作为国家“大粮仓”的黑龙江，目前农作物苗情长势喜人，粮食产量有望再次达到千亿斤以上。
粮食生产 面临新挑战
八年丰收，一年难于一年。干旱、低温、洪涝……极端天气逐年增多，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耕地、淡水资源日益紧缺，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粗放的发展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还将继续存在。
近年来，我国粮食的产需之间保持着一种紧平衡的状态，但随着我国粮食高成本、高价格时代的来临，我国的粮食安全存在着一些隐患，这些都将对未来我国粮食生产及粮食政策的制定带来多重挑战。
粮食生产风险日增 粮食安全警钟敲响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翠霞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耕地的过度开垦、气象灾害强度大、病虫害种类多等方面分析了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的诸多风险。
农业基础设施的好坏程度将对粮食生产能力产生显著影响。李翠霞说，黑龙江省农田水利设施薄弱，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农机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也制约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
耕地的过度开垦对黑龙江省的资源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水土流失、冻融侵蚀、土壤污染、耕地退化比较严重。同时，黑龙江省是一个自然致灾因子较为集中、自然灾害强度较大、自然致灾因子频发的省份。由于干旱和洪涝气候条件而导致的自然灾害不仅使当年粮食减产，而且对灾后几年的粮食生产都会造成影响。此外，黑龙江省辽阔的地域范围、复杂的生态环境及农作物多样性，使得病虫害发生种类较多，并随着粮食及经济作物单产和总产水平的提高，病虫害的发生呈加重趋势。
李翠霞不无担忧地说，上述风险直接影响了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 种粮资源配置难度加大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对农业用地、水资源等基础资源的需求增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加速，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灾害性天气等资源环境约束都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了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孔祥智说，目前粮食生产资源和要素的配置难度在不断加大：从土地资源的利用上来看，这一时期耕地资源的保护和生产投入将受到多重阻碍。首先，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其次，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将迫使许多农民退出粮食生产而转种一些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再次，由于耕地资源流转不畅而容易出现土地的抛荒现象；最后，出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考虑，我国目前许多耕地都从农业生产中退出，转而改种林木或是草地。从水资源的利用上来看，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量的增加将挤压农业生产用水的空间；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种粮的机会成本上升，导致了我国粮食生产重心从水量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向东北转移，这在无形中加大了我国粮食生产的用水成本，使得水资源的供给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性加强。从农业劳动力方面看，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使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而且农村外出的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以后这种趋势还将持续。
粮价虽持续上涨 粮农未明显增收
粮食生产的高成本时代已经来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农业生产要素价格逐渐与市场接轨，土地、劳动力、农资与服务、现金等成本均呈现不可逆的增长势头。
孔祥智说，种粮成本的上升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如果粮食价格没有同步提高，成本上升则意味着利润的减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会降低。虽然国家对粮农给予了各项补贴，对粮食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但是这些收入如果难以弥补种粮成本的刚性上涨，长此以往，国家的粮食安全将隐患重重。
虽然粮食价格在粮食供求保持紧平衡的条件下持续上涨，但是粮农的收益并没有同步增加，且波动日益明显。每亩种粮成本的上涨速度依然快于粮价的提高速度，因此种粮成本的快速上涨拉低了农业税取消给农民带来的利好。
政府价格政策强力托市 优势不比市场调节更大
2004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的宏观调控措施，在出台了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后，又对重点粮食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通过实施价格支持政策来稳定粮食生产、引导市场粮价和增加农民收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秦富在研究分析价格支持政策的有效性与可持续发展性中发现，以早（籼）稻为例，尽管现有的一些个案分析表明价格支持政策对早（籼）稻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价格支持政策并没有对早（籼）稻生产带来明显的正面影响。反而，代表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的有效灌溉比重和竞争性作物的净利润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早（籼）稻生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钰说，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最低收购价无法高效收购农民的商品粮。很多农民说只要有机会，他们愿意把粮食卖给私商粮贩，因为市场价格随时波动，而且他们相信收购季节之后，粮价会上涨，私商粮贩的收购价也会上涨，而最低收购价是固定的。同时，私商粮贩不会对粮食进行压级压价，而且入村收购到户，节约售粮运输成本。
不确定因素威胁增多 促使政府调控压力渐增
从粮食供求关系和粮价走势看，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粮食安全构成了重要威胁。孔祥智说，一个是来自国际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与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紧密关联的原油价格波动对国际粮价的波动和粮食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引起国内粮食价格的波动，特别是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大豆、玉米等品种，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影响了国内粮食成产的成本，并进而转化为国内粮价和粮农收益的不稳定。
另一个是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孔祥智分析，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作为影响粮食安全的传统因素在近年来呈增加趋势，部分地区甚至连续遭受不同的灾害。尽管全国粮食产量总体上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但是局部地区、特定时段的粮食安全风险明显增加。随着国内CPI的持续上涨，消费者预期可能将引发对粮食及其加工品的间接传导效应，在重大疫情、食品安全事故等突发性的非传统因素的影响下，囤积、抢购、哄抬价格、低价倾销等粮食市场的不稳定现象将大量出现。随着国内市场体系的健全，粮食的金融属性增强，国内外金融资本的介入特别是游资炒作对推高粮食价格、引起市场非正常波动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中国大豆产业的“沦陷”则是粮食产业中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专家们说，如果政府没有对诸多不确定因素采取及时有效的调控措施，中国粮食市场出现重大不稳定现象的概率将大大提高。而随着不确定因素的不断增加，政府为保障粮食安全所面临的调控压力也与日俱增。
跨国公司持续扩张 双重影响粮食安全
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外资企业进入国内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到2008年已经结束，中国逐步取消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数量限制和股权限制，国内粮食市场逐渐向外资全面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入我国粮食产业。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莉侠分析说，外资进入对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和国内粮食安全会带来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从积极的影响看，外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粮食产业经营水平，提高了粮食产业生产效率。外资有着技术先进、资金丰厚、管理机制完善等特点，外资进入客观上提高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水平，推动了传统粮油工业的技术改造，实现了原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提升国内粮食产业的现代化水平，加速国内粮食产业格局的革命性调整，促使国内粮食流通体制进行被动式改革等正面影响。从消极的影响看，加剧了国内粮食企业两极分化，对粮食产业产生极强冲击。跨国粮商通过并购我国粮食企业的方式正在把国外成熟的粮食产业体系的竞争压力传导到中国，把中国的粮食产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从而形成更强有力的控制，加大了政府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难度。外资企业通过规模布局先进入加工环节，再同时进入上游原料市场和下游的产品销售市场来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垄断，快速推高粮食价格，从而加剧了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
确保粮食安全 需未雨绸缪
中国的粮食问题是长期性的，当前的安全并不能代表长久的安全。经济转型的过程还将持续下去，目前的紧平衡状态能否维持，粮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能否缓解，这些都需要在目前手中有粮的情况下未雨绸缪。
“要构建由粮食安全保障与风险防范基础数据获取管理系统、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协同管理系统、粮食市场风险防范及应急系统组成的黑龙江省粮食风险防范系统。”李翠霞在分析了粮食生产风险后提出了防范建议。
从长久来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应该重点放在提高我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上，依靠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粮食单产的增长；同时加大对粮食生产环节的补贴力度，提高粮农的收益，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重点放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 藏粮于田
耕地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存粮于田是维护粮食安全的根本措施。维护粮食安全，必须要致力于保护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姚於康建议，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耕地的非农业占用，要严格建设用地的审批管理，严控征地规模，进一步规范征地程序，并加强土地管理的执法监督检查，认真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园区)，坚决遏制乱征滥用耕地现象。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维持耕地的基本用途，不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非粮食生产；要建立耕地地力保养和环境保护制度，有效保护好基本农田。要严格禁止耕地撂荒，对于抛荒闲置粮田要采取措施保持生产能力，保证随时可以恢复耕种；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搞好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化肥能提高土壤肥力，化肥的有效利用是提高粮食产量，进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张利国建议，通过推进测土施肥、平衡施肥，推广秸秆还田、覆盖栽培、免耕等农田保护性耕作技术，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减少农民施肥的盲目性，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利用有机物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化肥使用效率。
提高生产科技水平是农业发展原动力 藏粮于科技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原动力，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和保障。姚於康建议，加速推进科技进步，加强技术创新，增强农业科学技术的储备是藏粮于科技的根本措施。目前，国际上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展开，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农业工程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将有重大突破。政府应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速新品种科研、开发、推广步伐。加快现有科技成果的转化，重点是建立新型高效农业种植养殖技术体系，推广轻型简化、省工节本、超高产作物栽培和畜禽集约化饲养管理等技术。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变单纯靠行政手段的传统推广形式，走行政组织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产学研、技工贸、产业化经营的路子，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的良好运行机制。加快人才的引进培养，不断改善农技推广技术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人才结构，使广大农技人员整体素质和农民科学种田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江西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滕玉华认为，为促进农业发展，我国要在增加自主研发投入的同时，还应借助通过外商直接投资途径的技术溢出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因此，通过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将吸引外资和农业发展有效的结合起来，增强FDI的技术溢出对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滕玉华建议，外资政策应鼓励外资投向我国农业，要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农业中的规模、深度和方式。要加大农业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充分发挥FDI 技术溢出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此外，我国外贸政策应优化农产品进口国别，尽可能多的从农业技术发达国家进口农产品。通过提升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
提高粮农的收益和种粮积极性是根本 藏粮于民
“要确保粮食安全，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大学经济学院国贸系讲师曾靖认为，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农民的收入紧密相关，实践表明，农民的收入增加，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就高，粮食种植面积就有保障，粮食产量也就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保证粮食供给，保障粮食安全。
曾靖建议，在合理范围内提升粮食价格，提高粮食种植业的经济效益。改变粮食补贴方式，把补贴转移到收购环节，既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又可以防止农民过分依赖补贴，从而实现增加粮食生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目的。在严格控制化肥等主要粮食生产资料价格的基础上，实行农资价格上涨与增加粮食农资综合补贴和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价等挂钩机制，使农资综合补贴只增不减，确保农民种粮收益不因农资价格上涨而下降。
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顾莉丽持相同观点。她建议，切实有效调控农资价格，制定农资产品的限制价格，有力抑制粮食生产成本的快速增长；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粮食价格在粮农生产过程中能够起到指示器的作用，只有价格合理，有利可图才能充分调动粮农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脆弱性，政府直接支付将长期存在，持续增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邹洋认为，如何提高政府直接支付的效率和效果非常重要，根据过去平均水平确定支付数额更有效率。
食品原料生产安全 同样重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的关注逐渐由可得性与多样性转向高质量与安全性。
我国种植业中普遍存在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的问题，养殖业中大量使用“瘦肉精”、“抗生素”、“性激素”造成食品生产的原材料有害物质残留严重超标。这些问题导致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上海海洋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郑锦荣分析了食品原料生产过程中的不安全问题。以蔬菜为例，菜农可能超量使用农药、激素与营养素，以避免病虫害，促进作物超常生长，这不仅使产品品质受到影响，而且化学品残留的安全问题尤为突出。食品原料的生产过程还可能受到来自大气、土壤和水体等环境污染而产生的间接污染，如水污染导致食源性疾患的发生、重金属超标等，海域的污染直接影响海产品的卫生质量。还有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
农合组织能从根本上 加强农产品质量监控
“农产品的购买者无法以较低的成本去对分散的农户的生产过程进行质量安全控制。而政府在履行其公共管理职能时，由于监管的对象是面广量大的农户，监管效果不佳，形成了权力真空和信息堵塞。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则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华红娟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凝聚了众多农户，能够减少政府直接监管对象，使得政府和公众能够掌握农产品生产中的真实信息。
华红娟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代表形式，依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优势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指导，能够从根本上加强农产品生产源头的质量安全监控与管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质量安全控制机制分为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这两种机制都能改变农户的食品安全生产行为。
消费者愿意支付 更高价格购买安全食品
随着我国食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频频发生，安全食品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也逐步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元凤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安全食品。
我国已有的安全食品标识主要包括“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三种标识。但是，消费者一方面对三种安全食品标识认知程度不高，另一方面消费者即使对它们有所认知，也对这三种安全食品标识具有的诚信度表现出了一定的置疑。因此，赵元凤认为，在现有的安全食品标识体系建设方面，仍有必要加大对这三种安全食品标识的宣传力度。不仅需要让消费者对三种安全食品有所了解，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消费者了解辨认三种安全食品标识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做到自我保护，另一方面也可以杜绝违规厂商仿造安全标识侵害正规生产厂商利益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首位。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立足国内自给，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体系。但也要认识到，我国农业仍属弱质产业，农业资源紧缺，经营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比较效益较低，粮食发展的资源制约日益加大，面临着资源偏紧和需求上升的双重压力。
在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近日承办的“2011年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上，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引来全国各地高校的专家学者的热议，他们各抒己见，未雨绸缪，分析粮食生产面临的新挑战，把脉国家粮食安全。
□本报首席记者 陈洋 本报记者 吕天霞/文 本报记者 王振红/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粮食安全关系民族安危，牵动世界格局。
统计表明，今年全国夏粮产量为12627万吨，比上年增产312万吨，连续八年丰收。而作为国家“大粮仓”的黑龙江，目前农作物苗情长势喜人，粮食产量有望再次达到千亿斤以上。
粮食生产 面临新挑战
八年丰收，一年难于一年。干旱、低温、洪涝……极端天气逐年增多，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耕地、淡水资源日益紧缺，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粗放的发展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力还将继续存在。
近年来，我国粮食的产需之间保持着一种紧平衡的状态，但随着我国粮食高成本、高价格时代的来临，我国的粮食安全存在着一些隐患，这些都将对未来我国粮食生产及粮食政策的制定带来多重挑战。
粮食生产风险日增 粮食安全警钟敲响
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翠霞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耕地的过度开垦、气象灾害强度大、病虫害种类多等方面分析了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的诸多风险。
农业基础设施的好坏程度将对粮食生产能力产生显著影响。李翠霞说，黑龙江省农田水利设施薄弱，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农机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也制约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
耕地的过度开垦对黑龙江省的资源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水土流失、冻融侵蚀、土壤污染、耕地退化比较严重。同时，黑龙江省是一个自然致灾因子较为集中、自然灾害强度较大、自然致灾因子频发的省份。由于干旱和洪涝气候条件而导致的自然灾害不仅使当年粮食减产，而且对灾后几年的粮食生产都会造成影响。此外，黑龙江省辽阔的地域范围、复杂的生态环境及农作物多样性，使得病虫害发生种类较多，并随着粮食及经济作物单产和总产水平的提高，病虫害的发生呈加重趋势。
李翠霞不无担忧地说，上述风险直接影响了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 种粮资源配置难度加大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对农业用地、水资源等基础资源的需求增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加速，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灾害性天气等资源环境约束都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了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孔祥智说，目前粮食生产资源和要素的配置难度在不断加大：从土地资源的利用上来看，这一时期耕地资源的保护和生产投入将受到多重阻碍。首先，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其次，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将迫使许多农民退出粮食生产而转种一些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再次，由于耕地资源流转不畅而容易出现土地的抛荒现象；最后，出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考虑，我国目前许多耕地都从农业生产中退出，转而改种林木或是草地。从水资源的利用上来看，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量的增加将挤压农业生产用水的空间；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种粮的机会成本上升，导致了我国粮食生产重心从水量丰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向东北转移，这在无形中加大了我国粮食生产的用水成本，使得水资源的供给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性加强。从农业劳动力方面看，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使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而且农村外出的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以后这种趋势还将持续。
粮价虽持续上涨 粮农未明显增收
粮食生产的高成本时代已经来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农业生产要素价格逐渐与市场接轨，土地、劳动力、农资与服务、现金等成本均呈现不可逆的增长势头。
孔祥智说，种粮成本的上升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如果粮食价格没有同步提高，成本上升则意味着利润的减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会降低。虽然国家对粮农给予了各项补贴，对粮食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但是这些收入如果难以弥补种粮成本的刚性上涨，长此以往，国家的粮食安全将隐患重重。
虽然粮食价格在粮食供求保持紧平衡的条件下持续上涨，但是粮农的收益并没有同步增加，且波动日益明显。每亩种粮成本的上涨速度依然快于粮价的提高速度，因此种粮成本的快速上涨拉低了农业税取消给农民带来的利好。
政府价格政策强力托市 优势不比市场调节更大
2004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的宏观调控措施，在出台了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后，又对重点粮食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通过实施价格支持政策来稳定粮食生产、引导市场粮价和增加农民收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秦富在研究分析价格支持政策的有效性与可持续发展性中发现，以早（籼）稻为例，尽管现有的一些个案分析表明价格支持政策对早（籼）稻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价格支持政策并没有对早（籼）稻生产带来明显的正面影响。反而，代表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的有效灌溉比重和竞争性作物的净利润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早（籼）稻生产。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钰说，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最低收购价无法高效收购农民的商品粮。很多农民说只要有机会，他们愿意把粮食卖给私商粮贩，因为市场价格随时波动，而且他们相信收购季节之后，粮价会上涨，私商粮贩的收购价也会上涨，而最低收购价是固定的。同时，私商粮贩不会对粮食进行压级压价，而且入村收购到户，节约售粮运输成本。
不确定因素威胁增多 促使政府调控压力渐增
从粮食供求关系和粮价走势看，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粮食安全构成了重要威胁。孔祥智说，一个是来自国际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与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紧密关联的原油价格波动对国际粮价的波动和粮食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引起国内粮食价格的波动，特别是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大豆、玉米等品种，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影响了国内粮食成产的成本，并进而转化为国内粮价和粮农收益的不稳定。
另一个是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孔祥智分析，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作为影响粮食安全的传统因素在近年来呈增加趋势，部分地区甚至连续遭受不同的灾害。尽管全国粮食产量总体上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但是局部地区、特定时段的粮食安全风险明显增加。随着国内CPI的持续上涨，消费者预期可能将引发对粮食及其加工品的间接传导效应，在重大疫情、食品安全事故等突发性的非传统因素的影响下，囤积、抢购、哄抬价格、低价倾销等粮食市场的不稳定现象将大量出现。随着国内市场体系的健全，粮食的金融属性增强，国内外金融资本的介入特别是游资炒作对推高粮食价格、引起市场非正常波动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中国大豆产业的“沦陷”则是粮食产业中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专家们说，如果政府没有对诸多不确定因素采取及时有效的调控措施，中国粮食市场出现重大不稳定现象的概率将大大提高。而随着不确定因素的不断增加，政府为保障粮食安全所面临的调控压力也与日俱增。
跨国公司持续扩张 双重影响粮食安全
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外资企业进入国内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到2008年已经结束，中国逐步取消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数量限制和股权限制，国内粮食市场逐渐向外资全面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入我国粮食产业。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莉侠分析说，外资进入对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和国内粮食安全会带来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从积极的影响看，外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粮食产业经营水平，提高了粮食产业生产效率。外资有着技术先进、资金丰厚、管理机制完善等特点，外资进入客观上提高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水平，推动了传统粮油工业的技术改造，实现了原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提升国内粮食产业的现代化水平，加速国内粮食产业格局的革命性调整，促使国内粮食流通体制进行被动式改革等正面影响。从消极的影响看，加剧了国内粮食企业两极分化，对粮食产业产生极强冲击。跨国粮商通过并购我国粮食企业的方式正在把国外成熟的粮食产业体系的竞争压力传导到中国，把中国的粮食产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从而形成更强有力的控制，加大了政府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难度。外资企业通过规模布局先进入加工环节，再同时进入上游原料市场和下游的产品销售市场来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垄断，快速推高粮食价格，从而加剧了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
确保粮食安全 需未雨绸缪
中国的粮食问题是长期性的，当前的安全并不能代表长久的安全。经济转型的过程还将持续下去，目前的紧平衡状态能否维持，粮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能否缓解，这些都需要在目前手中有粮的情况下未雨绸缪。
“要构建由粮食安全保障与风险防范基础数据获取管理系统、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协同管理系统、粮食市场风险防范及应急系统组成的黑龙江省粮食风险防范系统。”李翠霞在分析了粮食生产风险后提出了防范建议。
从长久来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应该重点放在提高我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上，依靠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粮食单产的增长；同时加大对粮食生产环节的补贴力度，提高粮农的收益，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重点放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 藏粮于田
耕地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存粮于田是维护粮食安全的根本措施。维护粮食安全，必须要致力于保护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姚於康建议，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耕地的非农业占用，要严格建设用地的审批管理，严控征地规模，进一步规范征地程序，并加强土地管理的执法监督检查，认真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园区)，坚决遏制乱征滥用耕地现象。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维持耕地的基本用途，不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非粮食生产；要建立耕地地力保养和环境保护制度，有效保护好基本农田。要严格禁止耕地撂荒，对于抛荒闲置粮田要采取措施保持生产能力，保证随时可以恢复耕种；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搞好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化肥能提高土壤肥力，化肥的有效利用是提高粮食产量，进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张利国建议，通过推进测土施肥、平衡施肥，推广秸秆还田、覆盖栽培、免耕等农田保护性耕作技术，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减少农民施肥的盲目性，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利用有机物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化肥使用效率。
提高生产科技水平是农业发展原动力 藏粮于科技
科技是农业发展的原动力，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和保障。姚於康建议，加速推进科技进步，加强技术创新，增强农业科学技术的储备是藏粮于科技的根本措施。目前，国际上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展开，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农业工程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将有重大突破。政府应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速新品种科研、开发、推广步伐。加快现有科技成果的转化，重点是建立新型高效农业种植养殖技术体系，推广轻型简化、省工节本、超高产作物栽培和畜禽集约化饲养管理等技术。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变单纯靠行政手段的传统推广形式，走行政组织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产学研、技工贸、产业化经营的路子，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的良好运行机制。加快人才的引进培养，不断改善农技推广技术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人才结构，使广大农技人员整体素质和农民科学种田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江西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滕玉华认为，为促进农业发展，我国要在增加自主研发投入的同时，还应借助通过外商直接投资途径的技术溢出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因此，通过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将吸引外资和农业发展有效的结合起来，增强FDI的技术溢出对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滕玉华建议，外资政策应鼓励外资投向我国农业，要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农业中的规模、深度和方式。要加大农业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充分发挥FDI 技术溢出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此外，我国外贸政策应优化农产品进口国别，尽可能多的从农业技术发达国家进口农产品。通过提升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
提高粮农的收益和种粮积极性是根本 藏粮于民
“要确保粮食安全，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湖北省荆州市长江大学经济学院国贸系讲师曾靖认为，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农民的收入紧密相关，实践表明，农民的收入增加，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就高，粮食种植面积就有保障，粮食产量也就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保证粮食供给，保障粮食安全。
曾靖建议，在合理范围内提升粮食价格，提高粮食种植业的经济效益。改变粮食补贴方式，把补贴转移到收购环节，既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又可以防止农民过分依赖补贴，从而实现增加粮食生产、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目的。在严格控制化肥等主要粮食生产资料价格的基础上，实行农资价格上涨与增加粮食农资综合补贴和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价等挂钩机制，使农资综合补贴只增不减，确保农民种粮收益不因农资价格上涨而下降。
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顾莉丽持相同观点。她建议，切实有效调控农资价格，制定农资产品的限制价格，有力抑制粮食生产成本的快速增长；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粮食价格在粮农生产过程中能够起到指示器的作用，只有价格合理，有利可图才能充分调动粮农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脆弱性，政府直接支付将长期存在，持续增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邹洋认为，如何提高政府直接支付的效率和效果非常重要，根据过去平均水平确定支付数额更有效率。
食品原料生产安全 同样重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的关注逐渐由可得性与多样性转向高质量与安全性。
我国种植业中普遍存在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的问题，养殖业中大量使用“瘦肉精”、“抗生素”、“性激素”造成食品生产的原材料有害物质残留严重超标。这些问题导致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上海海洋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郑锦荣分析了食品原料生产过程中的不安全问题。以蔬菜为例，菜农可能超量使用农药、激素与营养素，以避免病虫害，促进作物超常生长，这不仅使产品品质受到影响，而且化学品残留的安全问题尤为突出。食品原料的生产过程还可能受到来自大气、土壤和水体等环境污染而产生的间接污染，如水污染导致食源性疾患的发生、重金属超标等，海域的污染直接影响海产品的卫生质量。还有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
农合组织能从根本上 加强农产品质量监控
“农产品的购买者无法以较低的成本去对分散的农户的生产过程进行质量安全控制。而政府在履行其公共管理职能时，由于监管的对象是面广量大的农户，监管效果不佳，形成了权力真空和信息堵塞。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则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华红娟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凝聚了众多农户，能够减少政府直接监管对象，使得政府和公众能够掌握农产品生产中的真实信息。
华红娟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代表形式，依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优势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指导，能够从根本上加强农产品生产源头的质量安全监控与管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质量安全控制机制分为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这两种机制都能改变农户的食品安全生产行为。
消费者愿意支付 更高价格购买安全食品
随着我国食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频频发生，安全食品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也逐步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元凤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安全食品。
我国已有的安全食品标识主要包括“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三种标识。但是，消费者一方面对三种安全食品标识认知程度不高，另一方面消费者即使对它们有所认知，也对这三种安全食品标识具有的诚信度表现出了一定的置疑。因此，赵元凤认为，在现有的安全食品标识体系建设方面，仍有必要加大对这三种安全食品标识的宣传力度。不仅需要让消费者对三种安全食品有所了解，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消费者了解辨认三种安全食品标识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做到自我保护，另一方面也可以杜绝违规厂商仿造安全标识侵害正规生产厂商利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