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资料图片）
开栏的话：90年前，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备受欺凌，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90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救亡图存、自强不息，奏响民族复兴的奋斗凯歌。从今天起，本报理论版推出《*********90周年专论》栏目，紧扣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理论成果，回眸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以坚定全党全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谱写新的灿烂篇章。
■中国社会变革的需求是马克思主义被选择的第一推动力
■十月革命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思想的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宽阔的舞台
■文化思想的融通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革命者队伍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力传播者和实践者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学说，是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形成的，但为什么在近70年后才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追求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主要是因为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世界形势和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适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土壤和气候。
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实现翻身解放的科学指导思想，而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接受和运用这一学说的载体，即独立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国社会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施展威力的空间。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社会不需要变革、不寻求进步。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革新派，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不会选择旨在用无产阶级革命打倒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指导，农民群众也没有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和能力。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治主张都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过作用，但最终都没有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又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也没有受到削弱，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此，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中国究竟用什么思想武器来挽救民族的危亡？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从西方传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也徒有虚名，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旧的路走不通了，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出路；旧的思想武器不灵了，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成长壮大起来，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于是，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中国社会变革的需求是马克思主义被选择的第一推动力。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曾作出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榜样的巨大示范作用
国人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思想不能指引中国走出苦难，便纷纷向日本及西方国家学习，企图从这些先进的国家学到救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但却屡遭挫折。特别是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它以残酷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陷入苦闷和彷徨中。
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虽然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或是封锁消息，或是诬蔑俄国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有“杀人暴行”，但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还是通过各种渠道逐渐了解了十月革命的真相，逐步有了这样的认识：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俄国的国情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是中国的近邻，中国应该走和俄国一样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道路。当时苏俄政府的内外政策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苏俄政府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宣布废除旧俄国政府与中国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在华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建议两国建立平等关系，并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些举措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加坚定地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合理的制度，于是，向往俄国、走俄国人的路。由于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因此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而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思想解放的有力推动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封建主义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它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武器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批判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礼教。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新文化运动砸碎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思想上的藩篱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新学说便排空而入，思想文化领域里一时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愈来愈大,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思想界更为活跃，各种学说异彩纷呈。思想的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更宽阔的舞台。在各种学说竞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逐渐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和组织工会。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走向实践，在实践中被选择。
文化思想的相互融通
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很容易被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机。张岱年先生曾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若干基本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通之处。一是唯物论，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个唯物论的传统，先秦哲学中最显著的唯物论是荀子的学说。二是辩证法，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已成为人们的常识；《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更精粹更深邃的辩证观点。三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贡献，但在以前亦非全无端萌。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许多思想家谈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的问题，《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肯定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四是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吕氏春秋》中就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的思想，《礼运》篇中则提出“大同”的理想，大同社会的原则是“天下为公”。这种理想模式，与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向往的理想社会模式相吻合。所以，共产主义学说传来以后，进步人士是以欢喜的心情欣然接受的。当然，无论中国古代的唯物论还是辩证法，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有很大差别，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但它们有相通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文化思想的融通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被选择的文化心理基础。
革命者的传播和实践
学者考证发现，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被介绍到中国，孙中山、朱执信、梁启超、刘师培等一些政治家和学者都在其论著中提到过马克思的学说，但只是作为西方新学说的一种被介绍，并没有在社会产生大的影响，也没有人信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早期的介绍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即形成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传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实践者。
五四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世界观转变的特征是抛弃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转向接受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在北京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二是以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为代表的五四爱国运动中青年骨干中的左翼队伍。他们在比较各种新思想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基础。在这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中，既有像毛泽东这样在国内经过对各种学术思想和革命学说比较、鉴别之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也有像蔡和森这样走出国门“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为留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
三是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转而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董必武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给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纷纷准备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1921年7月，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