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610万人报名考试，奏响了中国改革的先声。在“科学的春天”感召下，1978年又有6万多名莘莘学子融入了报考研究生的潮流。1981年，我国开始实施学位制度，揭开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大幕。三十年来，我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随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脉搏而跳动，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南京农业大学于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首期仅招16名研究生，虽然规模较小，但预示着我校研究生教育事业的美好前程。2008年，我校各类在校研究生已达到7200名，其中博士生1500名、硕士生4100名、专业学位研究生1600名，步入了中大型教育规模行列。
我从1982年入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本科学习，198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研究生处工作，其间1996年在职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在这20多年的岁月里，我从一名研究生（八十年代）成长为研究生处管理工作者（九十年代）、研究生院领导和研究生导师（新世纪），其间多少度春花秋月、喜怒哀乐都与“研究生”这三个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是我并不算漫长的人生经历的主要部份。下面我分三个阶段，通过十三故事，谈谈我眼中的研究生教育三十年变迁。
一、八十年代：三次不期而遇的初次体验
（一）第一次与研究生亲密接触
1982年夏天，当我满怀喜悦地收到南京农学院农学专业录取通知书时，与所有新科学子一样有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走访几位先行到南京农学院求学的中学学长时，经常被问到是否要考研究生。对当时一直生活于农村的我来说，既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也不知道如何开始城市生活，考研究生实在显得过于遥远和深不可测。
几年的大学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尚下，我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对农业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在不知不觉中，“研究生”三个字悄悄地来到了我的面前，而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却又带着几份惊奇、几份执着。
1985年，我校第一次开展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适值暑假在家，收到了系教学秘书的通知，我在全系同届90多名本科生中幸运地获得仅有的5个名额之一。当看到推荐意见时，心里又产生了一丝不快。系里推荐我就读植物学研究生班（培养师资的一种形式），我想我既然被免试推荐了，为什么不读既有学历又有学位的研究生。在年轻气盛的冲动下，返回学校找到教学秘书和系主任，到研究生部主动申请放弃了免试资格。事后，同学们在惋惜中很不理解；系里也认为原先是根据我植物学成绩优秀而推荐的，也可以重新选择专业。
其实，我的放弃还另有原因。由于家庭的潜移默化，我从小对数学和文史有着朦朦胧胧的喜好。九月份，当我看到江苏农科院高亮之先生在我校首次招收农业系统工程方向的研究生时，那种遥远的呼唤又一次感动了我。我开始投入到报考研究生的紧张复习中。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阶梯教室里的通宵灯光和抢占座位时的特别感受。
1986级硕士研究生仅考四门课，政治课是复试时才提出加试的（写一篇政论性文章）。研究生部为检测首次免试推荐的效果，让获准免试推荐者与我们同时报名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事后，检测效果并不满意。四门课的录取分数线是240分，我考了307分。而全校20多名免试者大多则刚刚达到录取分数线。于是，学校便暂停了免试推荐工作，直到90年代才恢复。其实，这种比较方法是不太恰当的，竞争者与非竞争者（免试者的成绩不影响录取结果）的心态和准备是不一样的。这批陪考者在研究生阶段学习很优秀，且工作后大多发展很好、业绩颇丰。
在复试阶段，又让我吃了一惊。在农科所毕业实习时，我收到面试通知比其他同学晚近一个月。由于那年代研究生成绩是不公布的，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我便以为没有考上，但与自己的估计大相径庭。事后才知道，系里希望我师从本系导师学习，不要选校外导师。
（二）第一次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1986年暑期，当我本科毕业并录取为研究生后，收到学校的通知参加社会实践。当年的口号是“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参与，在参与中提高”。共青团江苏省委参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想，组织了万名大学生奔赴苏北播种科技之火（百点播火）。我所在的实践团有50多人，由校团委胡金波书记带队，到江苏省淮安县溪河乡开展活动。
该乡经济基础较差，不能为我们提供更便利的条件。我们便在溪河中学的教室里住了下来，既没有蚊帐，也没有可供写字的书桌。我担任生活委员，还要为团员们的生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
乡里举行了热情的欢迎仪式。这个仪式本身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但有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南京来的大学生，而对学校的名称总是叫不顺口，往往称我们是南京大学的；农科站的同志对“研究生”一词还很陌生，因此，便创造了“董研究员”、“张研究员”等令人捧腹的尊称。这说明，我们中国的农村还很落后，那里的人们太需要知识了。作为时代的骄子，更应该勤奋学习去改变那里的贫穷与愚昧。
实践活动丰富而多采，有讲座、咨询、考察和参观等。应农科站要求，我斗胆承担了讲授“水稻栽培学”的任务。刚刚在学校学习了一年半的栽培学，但从没做过老师，也从没全程栽培过水稻。反正初生牛犊不怕虎，将教材、课堂笔记拿出来，用双层床的上铺权当写字台，站在床边开始了备课工作，有时汗水模糊了新写的笔迹也浑然不知。听众有70多人，前后讲了整整七天，讲得嗓子直冒烟。事后也不知道讲得效果怎样，却体验了第一次当教师的感觉。一百多页的备课笔记也被农科站要去留存，此后一直觉得有点遗憾。其实我也仅是一点点理论上的现学现卖，在实践方面他们应该是我的老师。活动结束，江苏电视台作了专题报道，我在水稻田边接受了十多分钟的采访，这也是我第一次上电视的美好记忆。
在研究生期间和留校后，我曾多次参加或带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但第一次的感觉是最深刻的。她使我纵然是生活于农村，却有着不一般的感觉，也许这种感觉来自于由知识、贫穷和责任的交织而产生的一种激情。
（三）第一次体验全民经商潮
八十年代后期，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由农村向城市转变，各种思潮也在影响着大学校园，研究生也绝不会无动于衷。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思潮下，一场空前的全民经商潮冲击着各行各业，也穿透了象牙塔的窗户。
1988年，适值研究生二年级，我们的同学很多成为了弄潮儿。各种各样的经商活动在校园内随处可见。有在食堂门口支炉生灶卖面条的，有在路边设摊摆点卖小商品的，也有办歌舞厅和咖啡馆的，真是应接不暇、多姿多彩。我时任研究生分团委副书记，我们分团委几个人经过研究决定开办自己的“企业”，由书记任董事长，副书记和几位部长为董事，并聘请了一位善经营的同学为经理，在研究生活动室创办了“燕南飞”咖啡馆。
咖啡馆实行股份制，我们尽管囊中羞涩，但每人还是拿出一个月的助学金为本金，购买了必需的器具和材料，并面向全校招聘了服务员，将活动室进行了简单的布置，便于三月份轰轰烈烈地开张营业了。为不影响学业，我们每晚派一人值班，既当会计又当洗碗工，干得倒也有滋有味，为研究生提供了一个环境勉强还算优雅的聚会场所，在校内有一定的影响。
三个月下来，我们还是破产了。一方面，校方开始反思学生经商活动，导师也在催做论文；另一方面，贫乏的经营知识和在朋友面前碍于面子，我们很快便入不敷出了。六月底，我们进行了资产清算，除去各种开销，每人分得十来个咖啡杯和一个洗脸盆（至今还保留着），将剩下的一箱红酒和着几只“南农烧鸡”一醉方休，结束了我们三个月的经商体验。
现在想起来，这次体验颇耐人寻味。在研究生期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到底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我想，任何人都不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我自己也不例外。
二、九十年代：六次富有挑战的工作经历
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了。六月底，学校研究生处要选留一名研究生，我便报名应聘。记得在向鲍世问处长自荐时，我说了一句至今还会后悔的话：“导师不希望我做管理工作，省农科院没有进人计划，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来报名了”。鲍先生自言了“没有办法”，半个月后还是决定把我留了下来。他的雅量真让我折服并在做人方面受益终生。于是，我便成为我校第一个以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校机关工作的一名普通管理工作者。
（四）主持研究生会改选
我国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后，在整个八十年代，研究生的规模相对较小，思想政治工作也没有从组织建设上给予明确。
在学校层面，研究生处仅是行政部门，不能代表党委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更不能直接召集各系党总支书记开会；在系里，由于研究生规模小，研究生工作由系主任负责，但系主任主要关注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更不能越俎代庖；在学生活动方面，往往是在校团委指导下由研究生分团委和研究生会开展，研究生处既没有学生活动经费预算也没有明确谁来指导学生工作。在我的印象中，学校在派人参加农业部或江苏省有关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时，往往是党办、宣传部、研究生处间无序指派，较不利于工作的经常化和制度化。
我留校研究生处工作时，党委与研究生处商定，我的编制一半是行政、一半是思政，即我在参与行政管理的同时，还要指导研究生会工作。起初工作难度较大，一方面是学生工作要经常深入到活动中，不能总坐在办公桌前，于是有时便有“坐不住”的流言；另一方面，没有专门的经费支持，仅靠团委预算的500元钱（当时校研究生约500人）较难开展很多的活动，于是经常到教务处和其他部门“化缘”，勉强地开展工作。
记得1990年，校党委批准研究生会换届，党委副书记和研究生处长等领导亲临换届会。适值第二天学校召开运动会，在入场式中，研究生会的大旗始终未见飘扬，而酿成事故。经查，原来是换届会后主席团成员深夜以酒庆贺，以致浓睡不消残酒，耽误了运动会入场式。这给了我很大的教训，必须加强研究生会指导工作，一定要转变作风、身临其境。
1991年，两年一次的研究生代表大会在即。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研究生的积极性，发挥研究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职能，经与校党委和校团委汇报和协商，决定改任命制为自荐与聘任相结合。当时，研究生的参与热情很高，部分候选人深入到研究生宿舍积极推销自己。于是，有人提醒我要注意“拉票”现象。其实这是研究生积极参与的体现，只要引导正确，将热情转变成服务，拉票也是可以的。这次改选，为我校研究生会的工作带来了转折，新任研究生会成员较好地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开展了研究生喜爱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如“百名博士大合唱”获得了全校第一名，首次开展了全校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的联谊活动，组建了研究生社会实践服务团，以及后来的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组办的每年度“百名博士老区行”系列活动。
1995年11月，经农业部批准，我校在党委设立了“研究生工作部”，与研究生处合署办公，推进了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建设。
（五）涉足教育管理研究
从1987年开始，农业部教育司开展了系统的农科研究生教育研究工作，出版了三本代表性文献：《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1935~1990）》（刘曰仁主编）、《国外农科研究生教育》（曹永华主编）和《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杨鑫淼主编）。这三本著作系统总结和比较了国内外农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经验，提出了我国九十年代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办颁发的一等奖。
刚刚工作三个月，处领导让我起草我校承担的“发展战略”一章，这是我的第一次不算成功的教育管理研究经历。虽然曾经读过研究生，但工作伊始要起草全国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还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了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于是便通宵达旦地阅读研究生教育的文献和政策，分析已有的资料，总算勉强完成，但质量不高。后经领导亲自修改后方算完稿。此后，在该书的后记中，我仍被列为本校研究人员的第六位。现在每当看到此处，总觉得汗颜而心有余悸。
1993年，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张新培副院长主持了国务院学位办的重点课题：立足国内培养中国博士生研究。我作为课题组成员，负责农科部分。为了做好研究工作，系统学习了教育学方面的相关著作和文献，对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模式和培养方式有了专业性的了解，为此后开展教育管理研究注入了“第一桶金”。1994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在清华大学成立，我陪同盖钧镒校长参加了本次会议。我校提交的“新形势下农科博士生培养规格、模式与方法探讨”一文受到了时任《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执行主编陆叔云的好评，并希望能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上发表。经修改后，该文发表于1995年第2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生教育管理论文，从此增强了我的信心。
此后，我一方面努力参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另一方面注重从管理实践中研究教育规律，将“事业”与“专业”进行有机结合。为了完善知识结构，1996年师从顾焕章教授攻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在我的管理研究方法中，试图将平生所学的农学、系统学、管理学知识和教育管理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一些成果。十多年来，我承担了一些研究课题，发表了一批论文，同时鼓励研究生院工作人员积极参加教育管理研究。在高教所和研究生院的共同努力下，我校设立了教育经济及管理博士点。目前该学科的研究成果已初步显现，并成为校级重点学科和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公共管理”的成员学科。
（六）亲历办学自主权释放
我国从1981年实施学位制度开始，在授权单位审核、授权学科审核和博士生导师审核方面，实行的是严格的国家体制，培养单位几乎没有多大调控余地，必须努力释放办学自主权，充分调动学校办学的积极性。
1992-1994年开展的全国农科前三批108个博士学科点评估中，这个问题已更加显现。例如某校第一批蔬菜学博士点，由于首批博士生导师新批后即已过世，此后一直不能增补到博士生导师，致使该学科十多年一直没有招生，严重影响了该学科的发展。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是十年文革造成的高层人才断层问题突出；其二是严格的国家审批体制形成的评审误差；其三是学校学科建设相对滞后。
1994年，国务院学位办在充分调研和试点的基础上，主持召开了自行审批博士生指导教师试点工作会议。我陪同盖钧镒校长赴京参加了本次会议。回校后，我校立即组织制订开展自行审定博士生指导教师试点的相关政策。在提出了博士生指导教师任职的基本条件后，对评审过程作如下规定：教授申请、学科和院系推荐、学科组评议、校外同行专家评议、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会评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公示并征求意见一个月、聘任上岗。这个过程的主体基本延用至今。记得在第一次试点时，还出过一个插曲。某教授出生于1934年10月，但申请表上误填为1994年10月，以致于11月份评审时出现了“还未满月便申请博导”的美谈。
培养单位自行审定博士生导师试点，在研究生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既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向纵深发展，努力释放办学自主权的重要举措，也是调动培养单位的学科建设和办学积极性的重要引导。由此开始，研究生导师由过去带有荣誉性的称号转变为一种工作岗位。此后，这项改革逐步扩大，如研究生院高校自行审批硕士点、自主确定硕士生录取分数线，部分高校自行审批博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下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等。这是政府学科管理和教育管理模式的变革，从指令性向指导性的行政许可制转变，为适应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和适应多样化的社会发展需求奠定了重要基础。
（七）探索学科管理组织化
当今，学科建设已经成为高等学校建设的中心工作，学科的发展已经成为学校发展的龙头。这已经成为一个常识性道理，几乎所有的学校管理者和教育者都耳熟能详了，但早期并不是这样。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百年历史，其创办初期主要是学术权力在学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行政权力并不受到尊重，甚至被鄙视。南京农业大学继承了原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办学传统，在传统农科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1991年在我国实行教授退休制度前，学科的发展主要由学术权威和学科带头人负责，在学术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管理模式有其脆弱的一面，经常是“一损俱损、一荣皆荣”。当这种管理模式与人才断层、青黄不接交叉在一起的时候，学科的发展就不容乐观了。我校作物遗传育种、植物病理学、兽医学和农业经济管理等学科，由于学科带头人注重人才梯队建设，每一代都能推出“标志性人物”，这四个学科成为我校首批的全国重点学科。但有些学科的图景与之相比却有天壤之别，要么是后继无人，要么是“祖孙式”队伍结构，前景堪忧。用适度的行政干预来弥补“学术权威制”的不足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1994年，江苏省在全国较早开展了省重点学科建设，为开展系统的学科建设和管理提供了机遇。经过充分调研，我校提出了学科建设“点长制”管理模式。学科点长虽不属行政职务，但赋予了学科发展规划、队伍建设、研究方向凝炼、条件建设和经费管理的职能和目标，在几年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学科建设与管理组织化、制度化的初步尝试。
随着“211工程”建设、重点学科建设、重大人才工程计划的深入，点长制的局限性又开始显化。学术自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会产生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但学者常生活于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往往是众口难调、不易统一，在建设方面难以执行规划和实施有效的监督。有鉴于此，应该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方面找出路。新世纪后，我校提出了学科建设“民主管理下的学科带头人负责制，学院院长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责任人”的管理模式，较好地构建了科学民主的学科管理模式，兼顾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八）起草“211工程”建设报告
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的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国家教委于1993年7月印发了《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布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同年“211工程”作为教育系统唯一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列入国家“九五”计划，并开始实施。
南京农业大学对“211工程”建设非常重视，时任校长盖钧镒组织了几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两个月的申请报告起草工作。1993年5月上旬，学校的申请报告必须提交江苏省和农业部，但学校领导对起草组所提交的报告不太满意，准备组织人员加以完善。当时我还是研究生处的一个副科级干部，记得是周六上午刚上班（时为每周六天工作制），校长召见并向我下达了起草任务，并将他的办公室供我写作专用，校办的两位打字员作为我的助手。当时，办公自动化水平还较低，写作基本是手写，打字用的是四通打字机。
我工作以来还从未接受过如此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自然非常紧张，但好在我自工作以来，先后从事过研究生培养、学生工作和招生工作，比较注重积累学校的校史资料和各部门的工作报告，于是便带上两大包资料来到了校长的办公室。我花了约半天的时间准备和构思，然后开始动笔。报告从学校悠久的办学历史与传统、学科优势、区域优势、行业优势、学术成就、条件建设和建设目标、建设方案进行展开。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连续苦战，于周日晚交稿，一次获得通过。周一上午学校便正式行文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211工程”建设报告起草工作，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并兼任学校“211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例如，参加了我校“九五”“211工程”建设可行性报告的部分起草工作，主笔完成了“九五”和“十五”两期总结报告，起草了“十五”和“三期”的建设方案等。
参加“211工程”建设报告的起草，使我更加深入地去领悟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学科建设与大学发展的关系、教育科研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的重要性。
（九）论证农科专业学位设置
农科研究生教育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充实到农业院校、科研院所等部门，大大缓解了我国农业科技和教育战线人才紧缺的状况。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农科培养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及能力水平与农业产业的要求不相适应，毕业研究生也较难直接从事农业产业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我国现行的农科研究生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规格相对单一，以学术型为主，不利于复合型农业人才的培养。改革现行农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是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客观需要。农科专业学位的设置，是我国农科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补充，将为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发展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
1997-1999年，国务院学位办、农业部教育司和林业部人教司组织了部分农业院校和农业推广机构开展了设置农科专业学位的专题调研和论证工作。1998年4月，三个部门联合成立了“农科专业学位设置研究秘书组”。6月，农业部组织有关高校广泛搜集国外农科专业学位设置信息，并进行了比较研究。10月，农业部组织了部分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干部去美国实地考察了美国农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12月，秘书组在华中农业大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农科专业学位设置的具体工作进行了论证。1999年3月，在南京农业大学完成了农科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论证工作，提出了设置农业推广硕士和兽医（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议，同年5月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批准。
在农科专业学位设置论证活动中，我从1997-1999年基本参与了其中全程工作。1998年6月向农业部提交了国际上农科专业学位设置情况，10月赴美国考察农科专业学位教育并起草了考察报告，12月完成了南京农业大学的设置建议方案；1999年3月，在华中农大龚祖文教授主持下，在综合南京农大、华中农大和浙江农大三校方案的基础上，我承担了《我国设置农业推广硕士和兽医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论证报告》、《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和《兽医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起草任务。
在设置论证过程中，研究组面临两大难点。其一是农林之争，当时农、林院校分属农业部和林业部领导，到底是设置一个专业学位还是两个专业学位？经过大半天的争论，从“宏观农业”视角将农、林进行统一形成了共识。其二是定名之争，被建议的名称有“农业硕士”、“农业科技推广硕士”和“农业推广硕士”等。农业科技推广概念虽已得到普遍认同，但难以包涵农村发展范畴。经过论证，提出了“农业硕士”的定名建议，后被有关部门更改为“农业推广硕士”。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上，部分委员也提出了异议，因此，教育部在下达设置文件时用了“农业推广硕士（暂用名）”。此后，指导委员会和培养单位一直为去掉这个括号而献计献策，但未有定论。现在看来，“农业推广”名称基本综合了“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发展”及潜在的新发展空间，还是可行的。
兽医专业学位的设置为本次论证的意外收获。我校陈杰教授和陆承平教授在听到农科专业学位设置论证的消息后，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兽医学科评议组组长和成员的身份，赴京向国务院学位办领导作了专题汇报，建议参照国际惯例设置兽医博士、硕士两个层次，很快得到了同意。
在设置论证完成后，我又持续地开展农科专业学位教育研究和管理工作，并担任全国兽医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和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职务。2002、2006年，与有关专家一起提出了在农业推广硕士中增设“农村与区域发展”和“农业信息化”领域的建议，获得批准实施；2001年提出应根据农业推广系统各“推广站”的设置细分领域的建议（2004年被采纳）；2002年提出兽医专业学位不分设领域的建议；2002年至今，每年都参与两个专业学位的跟踪调研工作，对宣传和促进农科专业学位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新世纪：四项适应转型的管理创新
1999年1月，国务院发文批转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是在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知识经济浪潮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并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规模扩张下的教育质量保证成为新课题，也分阶段凸显了规模、质量、创新和管理主题；国家推出了“人才强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重大战略，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纲要（2006-2020）》，研究生教育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过近十年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2000年初完成了一次重大调整，国务院各行业部门不再管理高等学校，每所学校都要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府管理、专家管理和实践管理的新形势。
（十）试办研究生院
继高等教育扩招和管理体制改革后，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教育部于2000年6月增列了第三批研究生院（22所）。连同前两批31所及后补的3所，我国共建有56所高等学校研究生院。南京农业大学在整建制从农业部划转教育部后，成为第三批试办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
2000年6月26日，教育部发布了同意南京农业大学试办研究生院的通知。喜讯传来，全校上下一片欢腾。7月1日，校党委进行了研究生院的组织建设，聘任翟虎渠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陆承平任常务副院长、董维春和徐翔任副院长，同时明确研究生院下设两处一室（培养处、管理处和学位办公室）。
7月3日，学校组织召开了研究生院成立大会。江苏省教育厅周稽裘副厅长宣读了教育部文件，校党委管恒禄书记宣读了研究生院机构设置和领导班子任命决定，翟虎渠校长做了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题报告，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袁仁宽副院长代表兄弟研究生院讲话，博士生导师钟甫宁教授代表全体导师讲话。翟虎渠校长在主题报告中，回顾了我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分析了我校研究生教育的现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打算。他提出，我们工作的每一次进步都来自我们的辛勤劳动，试办研究生院是我校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我们要面向21世纪的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加强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致力于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努力办好研究生院，使其成为国内一流、具有较好国际影响的农科研究生教育基地。
研究生院成立大会提出的发展主题是：抓住机遇、积极发展。2007年，学校将本次会议重新定名为研究生院成立后的“南京农业大学第一届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
2001年10月，翟虎渠校长调任中国农科院院长，郑小波校长兼任研究生院院长；徐翔副院长升任副校长后不再担任副院长。2002年6月，陆承平常务副院长离任，由曲福田任常务副院长（同时任校长助理，2004年起任副校长）。目前，研究生院的领导班子为：郑小波校长兼院长，曲福田副校长兼常务副院长，董维春任副院长兼党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学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211工程”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挂靠研究生院。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全国兽医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挂靠我校研究生院开展工作。
2004年4月，教育部开展第三批试办研究生院的转正评估工作。郑小波、曲福田和董维春赴厦门大学参加了本次会议，郑小波校长向专家组汇报了南京农业大学试办研究生院所取得的成绩。2004年5月24日，教育部批准我校试办研究生院转正。转正评估后，我基于22所试办研究生院转正评估资料，在南京农业大学建设与发展论坛上，作了题为《南京农业大学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思考——优势、差距与政策选择》的报告。
（十一）教育质量保证
研究生院成立后，我校的研究生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中小型规模转型为中型规模，并稳定于中大型规模。2000年在校生为1182人（中小型），此后七年中在校生每年增长1000人左右，2003年为3188人（中型），2007年为7058人（中大型）。2007年后，学校的发展规划将研究生教育规模稳定于7000-8000人。
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既给研究生教育事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也对教育质量保证和教育管理工作带来了挑战。针对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2003年7月2日学校召开了“南京农业大学第二届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规范管理、保证质量。会议提出了当前的工作重点是：以研究生教育质量为中心，规范教育管理过程，建立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证体系，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与质量监督；推进“十五”“211工程”建设；构建三级重点学科体系，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建立学科管理办法；试行研究生教育的校院二级管理体制。
会后，研究生院提出了“百门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计划”、“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计划”、“研究生课程质量协查与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计划”、“校重点学科建设计划”和“研究生教育校院二级管理体制实施方案”等，对以后几年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方面，我校根据多年的经验，对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提出了质量管理的措施。这些环节包括八个方面，具体流程为：开题报告→资格考试→公开发表论文→预答辩→双盲评审→正式答辩→论文修改与定稿→论文评估等。①开题报告：研究生开题报告应在学科内公开进行，由学院组织；研究过程中要修改研究计划，必须重新开题。②资格考试：通过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后，在论文预答辩前完成资格考试。③公开发表论文：博士生应将研究结果发表于公开的学术刊物，一般影响因子在0.5以上，多数学科要求发表于国际SCI刊源。④预答辩：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后向学院申请，分“通过”、“修改”和“不通过”三级。⑤双盲评审：研究生院邀请校外专家对学位论文进行评议。⑥正式答辩：由学院组织答辩委员会进行。⑦论文定稿：即先答辩后定稿制度。⑧论文评估：研究生院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抽样评估，同时部分论文要接受教育部和江苏省的抽样评估，参加国家、省、学校的三级优秀论文评审。经过五年多的实践，这套体系已趋于成熟，2007年9月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第三届中加农业科技论坛”上交流。
在课程质量保证体系建设方面也迈出了一大步。2004和2007年我校先后两次对培养方案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订。总体要求是进一步规范培养过程管理，规范课程设置，注重基础理论教学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实践训练、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环节，明确学位论文要求，缩短硕士学制等。重点学科要与国内外同类一流学科进行比较,参照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培养经验和通行做法，制订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计划。组织制订了《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暂行规定》，实施了“研究生百门核心课程建设计划”。加强了教学评估工作，组建了教学协查组定期进行教学质量评估；课程教学结束后，研究生对授课质量进行网上评价；检查与评估结果以《简报》形式印发，供学院参考。学校还对优秀研究生教学用书进行重点资助，目前共有12本教学用书被教育部遴选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列农科院校之首。有4门课程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基本完成了研究生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对招生管理、学籍管理、研究生选修课程、教师成绩报送、研究生课程评价与成绩查询、学费管理、答辩管理等均已通过网络完成。各学院配备了专职研究生秘书，初步落实了研究生教育校院两级管理体制。
积极面向社会吸纳优质资源。先后在江苏省农科院和浙江省农科院合作成立“研究生教育中心”，创新了重点农业大学与省级农科院开展大规模研究生教育合作的组织形式。与中国水科院亚太地区淡水渔业研究中心、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上海农科院、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等涉农研究机构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此外，与一些农业企业合作建立了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这些合作以组织化和制度化为前提，较好地保证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质量。
（十二）创新人才培养
2007年12月8日，我校召开了“南京农业大学第三届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郑小波校长做了大会主题报告。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以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为灵魂。工作重点是：积极推进研究型大学建设；在规模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注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构建全过程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推进重点学科建设，谋划学科高峰与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完善校院分层管理体制；探索一级学科的管理办法；探索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本次会议还邀请了国务院学位办、浙江大学研究生院、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的领导做专题报告，邀请了部分学科和导师就研究生教育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进行经验交流。
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主要从高水平学科与实验室建设、高水平导师队伍建设、高水平课程建设、以交流为抓手的学术文化建设和教育国际化等方面着力推进。并通过培养机制改革，促进研究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紧密结合。
以“211工程”建设为龙头，重点加强了学科内涵建设，形成了结构布局更加合理、优势特色更加明显的“国家—省部—学校”三级重点学科体系。国家重点学科进一步发挥优势和特色，在主干研究方向上要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成为我校第一层面的优势学科群；省部级重点学科要以国家重点学科的水准为参照，部分学科要在重点方向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构成第二层面的优势学科群；校级重点学科着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能力，促进多学科协调发展。
“十五”以来，我校重点学科实现了三次提升：第一次为2001年4个省部级重点学科升格为国家重点学科，使我校国家重点学科数达到8个；第二次为2005-2006年7个校级重点学科及交叉学科升格为江苏省重点学科，使我校的江苏省重点学科达到了14个；第三次为2007年的国家重点学科考核评估与新增，原有的8个国家重点学科全部通过考核评估，并新增了一批国家重点学科。目前，我校的国家重点学科已扩展到4个一级学科（含10个二级学科）、3个二级学科和1个培育点。2007年完成了第二轮校级重点学科评选工作，有18个学科纳入重点建设行列。
通过优秀人才工程计划（133工程）和一系列人才引进、培养、选拔和使用的措施，师资队伍建设形成良性循环，研究生指导教师整体素质和水平不断提高，全面适应多科性、研究型大学建设的需要，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强保证。修订并完善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条例，明确了指导教师的遴选条件和岗位职责。近年来，在导师增列中，更加注重导师的国际学术背景（如国外学习、培训、交流和合作科研等经历）。
通过一系列的创新计划和学术交流平台建设，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促进创新文化建设。先后承担了4项全国研究生创新工程计划项目，分别为：全国博士生“中国三农问题”学术论坛（2005），中国农业经济与土地问题博士生访学计划（2006），农业与生命科学研究生创新中心建设（2007），现代生物技术与数字农业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2008）。2003年以来，我校已累计获准150多项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项目。积极推进区域性研究生学术交流，如“长三角农业经济学科研究生学术论坛”、“长三角预防兽医学科博士生学术论坛”、“长三角作物学科博士生学术论坛”等。通过研究生“神农节”引领研究生学术讲坛，指导各学院举办各类学术报告，每年资助的报告近300场（其中国外专家报告占60%左右，每年参加人数达到1万人次以上）。
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结合“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留学项目”，设立“研究生学术交流基金”，加大博士生教育国际化的力度。积极选派一流博士研究生到国外一流大学师从一流导师。我的一名博士生也被选派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高教所访学一年。支持研究生参加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合作办学、合作科研、聘请国外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指导研究生等途径，大力增强研究生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的能力，提高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程度，努力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通过一系列创新人才培养措施，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得到了保证。先后获得了6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3篇提名，3篇全国兽医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5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9篇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0篇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6位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中，有4位留校任教（均已为教授）。近三年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增强了我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2005-2007年博士学位获得者人均发表论文影响因子逐年提高，分别为1.76、2.17和2.21，人均被SCI等收录论文数（自然科学类）分别为0.35、0.75和0.80篇，被SCI收录的单篇论文最高影响因子分别为3.82、7.26和7.80。博士生在读期间先后在 PNAS、Nucleic Acids Research、TAG、Proteomics、Plant Physiology、Food Policy、Agricultural Economics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通过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了学校的科技竞争力，博士生业已成为学校科技创新的重要生力军。
（十三）非政府组织重构
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前，全国农科研究生教育的政府管理职能主要由国务院学位办、农业部教育司和林业部人教司，以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行使。管理体制改革后，农业院校与行业部门的关系发生转变，由领导关系转向合作关系，但在全行业的统筹方面出现了行业管理真空和交流平台缺失的现象。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强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此提供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交流平台，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
2000年后，直接以农科类冠名的研究生培养单位中，由中央部委直接领导的单位共9所，其中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农林院校6所、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领导的研究机构3所。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不再直接管理高等学校后，对“农科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边界已难以用过去长期沿袭的办法进行简单归类，而是要用多样、共荣和宏观、交叉的视角进行理解，在更大的空间中促进农科研究生教育的协作与发展。
2000年，在京西宾馆参加学位授权审核会期间，国务院学位办欧百钢与我及高双林三人，就加强农科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平台建设与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12月在东北林大召开了部属六校研究生院（处）长会议（俗称平山林场会议），达成了共识，决定积极推进。此后，农科研究生教育的非政府组织活动频繁，蔚然成风，较好地协调了农、林、水行业院校和广义的农科研究生教育，受到了农科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积极响应。目前，农科研究生教育领域专家性和协调性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
其一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农林学科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94年，秘书处挂靠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就当前农科研究生教育中的热点与重点工作进行研讨。
其二是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秘书处挂靠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此外，成立了13个领域的协作组，促进了各领域的协调及学院层面的交流。全国兽医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秘书处挂靠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两个指导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指导委员会会议和开展质量调研活动，每两年召开一次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
其三是各大区的农科研究生教育研究会（或协作组），均于2001年成立，每年均有研讨活动，由教育部直属的6所农林院校分别牵头负责各大区的工作，分别为：中国农业大学（华北）、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南京农业大学（华东）、华中农业大学（中南）、北京林业大学（西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
以上是我这二十多年来对研究生教育的一些经历和体会。我的每一次平凡的脚步、每一次亲密的接触，虽仅是滑滴之水、沧海一粟，却目睹了三十年研究生教育的波澜壮阔；纵然人微言轻，抑或孤陋寡闻，却聆听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号角。
祝南京农业大学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前景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