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明城垣历史博物馆内，有一件令人震撼的实物，它是一个扭曲的树根，这个树根不知于何年生长在城墙缝中，在一次拆城墙时被人发现和保留。由于和城墙“相处”得太久，树根的侧面已深深印上了城砖的铭文，字迹清晰可见。你甚至能读出窑工的名字：金四。
这应该是大自然的偶然所为：一只鸟将粪便留在了这里，粪便中的一粒未消化的树种，在城墙砖中间萌芽，没有营养、没有水分，甚至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树木依然艰难地生长，并逐渐枝叶茂盛。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样的奇迹几乎每天都在明城墙上演，终于有一天，多种多样的植物在城墙上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植物群落———共有266种植物“选择”在空间狭仄的明城墙上扎根，成为城墙景观中的一部分。
这些植物的身份如何？生存状态如何？它们对明城墙究竟是利是弊？
从2005年开始，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张光富就带领他的学生，调查南京明城墙维管植物的多样性，在对城墙上的维管植物种类组成进行详尽的调查后，昨天，张光富向记者公布了一份南京明城墙上的植物名录。在这份名单上，既有在城墙上“爬行”的爬山虎和薜荔，也有生存于城砖缝隙中的构树和泡桐；既有本土植物，甚至还有600年前随城墙砖而来的孑遗外来植物，共81科，198属，266种。“已经600多岁的南京明城墙的养育力似乎比人们估计的要高得多。”张光富说，尽管密集度无法和正常的植被群落相比，但也形成了一个个小群落。
月牙湖-太平门段植被最丰富
张光富首先把城墙上的植被情况分了类。发现同为城墙，但植被情况大异。
通过一遍遍在城墙上行走、观测，张光富的研究小组把现存的南京明城墙分为七段，即：狮子山－定淮门；九华山－台城；解放门－神策门；西水关－中山南路；中华门－东水关；石头城－汉西门；月牙湖－太平门。但七段城墙上的植物种类有一定的差异，其中，月牙湖-太平门段植物种类最多，达到64科，127属，155种，西水关-中山南路段最少，有30科，39属，42种。
为何城墙植被差异如此大？张光富解释说，这和植物的生存环境、也就是后天的人为影响有关。
按照历史文献记载，明城墙最初的修建，是以石灰、糯米汁或高粱汁等物质掺和而成黏合剂，再加上城砖本身是用土烧制而成，因此经过上百年后的风化，形成了明城墙植被的“最原始生境”，但在后期的清代、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今天，明城墙又陆续多次历经修缮，每次修复所采用的材料均不一样，这样植物的生存环境就逐渐形成了很大差异。像前几年刚刚完成大修的西水关-中山南路段明城墙，就是用水泥作为黏合剂，植被生境受到人工干扰，因此植被最少；而月牙湖-太平门段，因为尚未修缮，长期以来被称为“野城墙”。保存的植物生境最原始，所以植被种类最多。
肩部植被最多野菊随处可见
不仅从地理环境上，研究植物本身的种群规律，城墙上也很有讲头。
采用“最远邻体法”对南京明城墙植被进行聚类分析，张光富的小组将南京明城墙植物群落共划分为19种类型，其中11个主要的植物群落类型分别是：薜荔群落、构树群落、野菊群落、何首乌群落、南赤爮群落、荩草群落、亮绿爬山虎群落、牡荆群落、爬山虎群落、泡桐群落、酸枣群落。这11个植物群落的相同特征是，它们大部分分布于城墙侧面距离顶部0.3－1m以下的部分。以城墙的“肩部”最多，造成这种情况，张光富说，植物需要水源，从城墙顶部渗透的水几乎是它们唯一的来源。但人类也会给予植被一定干扰，因此人所清理不到的城墙肩部，成为植被最密集地区。
在上述明城墙11种植物群落中，野菊群落的植被丰富性最高，而爬山虎则是最单调的。究其原因，原来野菊是种“包容性”很强的植物，其他种类很容易“入侵”而和平共处。爬山虎叶子大、茎又长，具有排他性，因此，只要有爬山虎的地方，其他种类都较难生存。
“空降植物”其实来自600年前
这些植被都是从哪里来到明城墙的？张光富说，主要依靠风和动物的传播。“像泡桐的种子小而轻可以随风传播，而构树的果实则能吸引鸟儿，通过鸟儿的粪便传播。”
不过，其他研究发现，明城墙上，还有600年前的孑遗植被。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新华无意间在中华门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草：叶片呈羽状展开，像凤尾又像百脚蜈蚣。这是一种蕨类植物，叫做蜈蚣草。但奇怪的是，江苏本没有这种植物，这种植物应该生长在西藏、四川、重庆、湖北、浙江、甚至台湾及香港等地。李新华花了更多时间后证实，除了中华门城墙有3个蜈蚣草天然种群外，在南京的其他城墙，以及中华门附近1公里范围内，再也没有找到蜈蚣草的踪影。
这些蜈蚣草究竟从哪里来？李新华认为，它们其实在明代就蛰伏在南京中华门。原来，明初，为修筑南京城墙，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苏5省共100多个府、州、县都烧制了城砖，再通过长江运到南京，这些植物孢子就黏附在城砖上，跋山涉水来到了南京。南京的气候条件并不适合蜈蚣草生长，但由于植物的孢子可以休眠，可以存活好几年或者更久，最终它们遇到了最适合生长的地方———中华门城墙。在避风向阳的温暖小环境中，部分蜈蚣草孢子终于在“孤岛”上得以幸存，并顽强地繁衍了600多年。
是好还是坏，要区别对待
张光富小组的研究表明，明城墙的植物以草本植物为主，其中多年生草本植物占总种数的28.0%，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占总种数的26.4%，草本植物构成了本地植被的主体。但是树木、藤本植物在明城墙上也十分多见。张光富认为，这些植物对城墙本身带来的影响，需要区别对待。
一些植被，给城墙带来的作用是好是坏还难以判明。这类植物多为藤本植物，如爬山虎、薜荔和美国凌霄、牵牛、何首乌等。张光富说，以爬山虎为例，爬山虎幼年时在地下生根，长到一年阶段后，可始爬墙。它的宽大而繁复的叶子可以给城墙“遮风挡雨”，但附在墙上的气生根同时会吸取城墙中的营养物质，“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我们还在进一步研究中。”
但毫无疑问，一些大树的生长则十分不利于城墙的稳固，它们不断地生长固然严重威胁了城墙内部结构，但锯掉后也会造成难以填补的窟窿。在城墙砖缝中生长的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其中构树最多见，还有泡桐、楝树和桂花、榆树等。小组发现最大的树木胸径，足足有20厘米粗。这些大树在城墙上往往横空出世，甚至能把城墙给撑开一道道的裂缝。
但也有利于城墙的植被，张光富分析，这些给城墙带来益处的主要是观赏植物，比如二月兰以及同样在早春开花的紫堇，这些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不仅没有造成任何城墙的损坏，还形成了独特的城墙景观带。
无独有偶，还有一位专家———中山植物园植保专家蔡建华也在关注着明城墙上的植被，他调查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山门-后标营-月牙湖一带，而调查结果也与张光富小组的研究异曲同工。
南京园林部门与文物部门曾经就要不要保留城墙上的植被而有过争论，蔡建华说，根据调查表明，城墙上的植被有的有害、有的有利，还有的无害无利，对于它们的作用要区别对待。不过，即便是影响城墙结构的树，也需要制定如何逐步清除的合理方案，否则结果适得其反。而张光富则认为，目前，对于城墙上的植物群落，还得采取先保护的态度，毕竟在景观上这些植被丰富了明城墙的历史。
这应该是大自然的偶然所为：一只鸟将粪便留在了这里，粪便中的一粒未消化的树种，在城墙砖中间萌芽，没有营养、没有水分，甚至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树木依然艰难地生长，并逐渐枝叶茂盛。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样的奇迹几乎每天都在明城墙上演，终于有一天，多种多样的植物在城墙上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植物群落———共有266种植物“选择”在空间狭仄的明城墙上扎根，成为城墙景观中的一部分。
这些植物的身份如何？生存状态如何？它们对明城墙究竟是利是弊？
从2005年开始，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张光富就带领他的学生，调查南京明城墙维管植物的多样性，在对城墙上的维管植物种类组成进行详尽的调查后，昨天，张光富向记者公布了一份南京明城墙上的植物名录。在这份名单上，既有在城墙上“爬行”的爬山虎和薜荔，也有生存于城砖缝隙中的构树和泡桐；既有本土植物，甚至还有600年前随城墙砖而来的孑遗外来植物，共81科，198属，266种。“已经600多岁的南京明城墙的养育力似乎比人们估计的要高得多。”张光富说，尽管密集度无法和正常的植被群落相比，但也形成了一个个小群落。
月牙湖-太平门段植被最丰富
张光富首先把城墙上的植被情况分了类。发现同为城墙，但植被情况大异。
通过一遍遍在城墙上行走、观测，张光富的研究小组把现存的南京明城墙分为七段，即：狮子山－定淮门；九华山－台城；解放门－神策门；西水关－中山南路；中华门－东水关；石头城－汉西门；月牙湖－太平门。但七段城墙上的植物种类有一定的差异，其中，月牙湖-太平门段植物种类最多，达到64科，127属，155种，西水关-中山南路段最少，有30科，39属，42种。
为何城墙植被差异如此大？张光富解释说，这和植物的生存环境、也就是后天的人为影响有关。
按照历史文献记载，明城墙最初的修建，是以石灰、糯米汁或高粱汁等物质掺和而成黏合剂，再加上城砖本身是用土烧制而成，因此经过上百年后的风化，形成了明城墙植被的“最原始生境”，但在后期的清代、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今天，明城墙又陆续多次历经修缮，每次修复所采用的材料均不一样，这样植物的生存环境就逐渐形成了很大差异。像前几年刚刚完成大修的西水关-中山南路段明城墙，就是用水泥作为黏合剂，植被生境受到人工干扰，因此植被最少；而月牙湖-太平门段，因为尚未修缮，长期以来被称为“野城墙”。保存的植物生境最原始，所以植被种类最多。
肩部植被最多野菊随处可见
不仅从地理环境上，研究植物本身的种群规律，城墙上也很有讲头。
采用“最远邻体法”对南京明城墙植被进行聚类分析，张光富的小组将南京明城墙植物群落共划分为19种类型，其中11个主要的植物群落类型分别是：薜荔群落、构树群落、野菊群落、何首乌群落、南赤爮群落、荩草群落、亮绿爬山虎群落、牡荆群落、爬山虎群落、泡桐群落、酸枣群落。这11个植物群落的相同特征是，它们大部分分布于城墙侧面距离顶部0.3－1m以下的部分。以城墙的“肩部”最多，造成这种情况，张光富说，植物需要水源，从城墙顶部渗透的水几乎是它们唯一的来源。但人类也会给予植被一定干扰，因此人所清理不到的城墙肩部，成为植被最密集地区。
在上述明城墙11种植物群落中，野菊群落的植被丰富性最高，而爬山虎则是最单调的。究其原因，原来野菊是种“包容性”很强的植物，其他种类很容易“入侵”而和平共处。爬山虎叶子大、茎又长，具有排他性，因此，只要有爬山虎的地方，其他种类都较难生存。
“空降植物”其实来自600年前
这些植被都是从哪里来到明城墙的？张光富说，主要依靠风和动物的传播。“像泡桐的种子小而轻可以随风传播，而构树的果实则能吸引鸟儿，通过鸟儿的粪便传播。”
不过，其他研究发现，明城墙上，还有600年前的孑遗植被。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新华无意间在中华门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草：叶片呈羽状展开，像凤尾又像百脚蜈蚣。这是一种蕨类植物，叫做蜈蚣草。但奇怪的是，江苏本没有这种植物，这种植物应该生长在西藏、四川、重庆、湖北、浙江、甚至台湾及香港等地。李新华花了更多时间后证实，除了中华门城墙有3个蜈蚣草天然种群外，在南京的其他城墙，以及中华门附近1公里范围内，再也没有找到蜈蚣草的踪影。
这些蜈蚣草究竟从哪里来？李新华认为，它们其实在明代就蛰伏在南京中华门。原来，明初，为修筑南京城墙，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和江苏5省共100多个府、州、县都烧制了城砖，再通过长江运到南京，这些植物孢子就黏附在城砖上，跋山涉水来到了南京。南京的气候条件并不适合蜈蚣草生长，但由于植物的孢子可以休眠，可以存活好几年或者更久，最终它们遇到了最适合生长的地方———中华门城墙。在避风向阳的温暖小环境中，部分蜈蚣草孢子终于在“孤岛”上得以幸存，并顽强地繁衍了600多年。
是好还是坏，要区别对待
张光富小组的研究表明，明城墙的植物以草本植物为主，其中多年生草本植物占总种数的28.0%，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占总种数的26.4%，草本植物构成了本地植被的主体。但是树木、藤本植物在明城墙上也十分多见。张光富认为，这些植物对城墙本身带来的影响，需要区别对待。
一些植被，给城墙带来的作用是好是坏还难以判明。这类植物多为藤本植物，如爬山虎、薜荔和美国凌霄、牵牛、何首乌等。张光富说，以爬山虎为例，爬山虎幼年时在地下生根，长到一年阶段后，可始爬墙。它的宽大而繁复的叶子可以给城墙“遮风挡雨”，但附在墙上的气生根同时会吸取城墙中的营养物质，“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我们还在进一步研究中。”
但毫无疑问，一些大树的生长则十分不利于城墙的稳固，它们不断地生长固然严重威胁了城墙内部结构，但锯掉后也会造成难以填补的窟窿。在城墙砖缝中生长的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其中构树最多见，还有泡桐、楝树和桂花、榆树等。小组发现最大的树木胸径，足足有20厘米粗。这些大树在城墙上往往横空出世，甚至能把城墙给撑开一道道的裂缝。
但也有利于城墙的植被，张光富分析，这些给城墙带来益处的主要是观赏植物，比如二月兰以及同样在早春开花的紫堇，这些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不仅没有造成任何城墙的损坏，还形成了独特的城墙景观带。
无独有偶，还有一位专家———中山植物园植保专家蔡建华也在关注着明城墙上的植被，他调查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山门-后标营-月牙湖一带，而调查结果也与张光富小组的研究异曲同工。
南京园林部门与文物部门曾经就要不要保留城墙上的植被而有过争论，蔡建华说，根据调查表明，城墙上的植被有的有害、有的有利，还有的无害无利，对于它们的作用要区别对待。不过，即便是影响城墙结构的树，也需要制定如何逐步清除的合理方案，否则结果适得其反。而张光富则认为，目前，对于城墙上的植物群落，还得采取先保护的态度，毕竟在景观上这些植被丰富了明城墙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