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承传统 奠基未来
——纪念南京农业大学恢复研究生教育30周年[①]
鲍 世 问[②]
南京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可以追溯至1936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和1940年中央大学农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十年动乱后,南京农学院于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有
一、全国农科院校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诞生
1981年7月,我校马育华[③]、方中达[④]、史瑞和[⑤]、刘崧生[⑥]四位教授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赴京参加全国第一次学科评议组会议。11月,学校决定成立研究生部。樊庆笙[⑦]院长亲自邀请马育华教授出任研究生部主任,并由马老提名史瑞和、韩正康[⑧]教授和我担任副主任,由我负责日常工作。
研究生部成立后,马老和我们约定:每周一上午十时为集体办公时间,商议重要事项。在第一次办公会议上,我们就明确商定:我校的研究生培养应实行学分制,培养研究生必须有统一的要求和规定,以保证质量。并以自己所招收的作物遗传育种专业为首,就培养目标、研究方向、课程设置与必需选读的学分数、研究课题与论文要求等草拟了几条意见,经几次讨论修改后,形成了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培养研究生的有关规定,发给全校各系和指导教师参考。此时,正值农业部高教处卢彩娟处长来我校检查工作,当听取了研究生部工作汇报后深为赞赏。次年二月下旬,农业部即在郑州召开研究生工作会议,以
根据农业部文件精神,我校随即要求各学科专业在培养研究生前均需制订培养方案,经论证后实施。同时要求研究生入学后三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按培养方案制订个人三年学习研究计划,提交系主任审批后送研究生部备案,并定期检查,以保证进度和质量。
在制订各专业培养方案的同时,我们还在短期内根据国家教委和农业部的文件精神,参照兄弟院校(如北大、北航、复旦、上海交大等)的经验,拟订了从学科建设、导师遴选、招生、学籍档案、论文答辩、学位授予、毕业分配以及思想政治工作、培养经费、宿舍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在试行中逐步修改完善,使研究生的各项管理工作均能有章可循,实行科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二、秉承传统、扬长补短,系统开展学科建设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来,我校继承了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中央大学农学院的办学基础,在传统农业学科领域具有相当的优势。十年动乱期间,虽也遭受一定挫折和损失,但复校以后,随着教学科研的开展,研究生的培养和师资队伍的建设,恢复发展较快。如作物遗传育种、植物病理学和兽医[⑨]等学科,在当时几乎涵盖了主要农作物和动植物不同层次的常规研究方向,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对于这一类学科,我们在招收研究生、建立实验室和经费保障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使强者更强,确立其国内领先地位。
植物学专业在农科院校属基础学科,教学、科研和培养研究生的规模和师资队伍方面当然不能与综合性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相比,但是,根据农业生产和外贸进出口的实际需要,我校以李扬汉[⑩]教授为学科带头人,建立了以杂草科学为研究方向的植物学博士点,专门研究杂草和对人畜有毒有害植物的形态、解剖、生理、生态以及防除措施,为农科院校、农垦系统和大面积机械化农业生产单位以及进出口检验检疫部门输送高级专门人才,在当时,堪称国内特有,深受欢迎。
由于历史原因,在恢复培养研究生后,我校某些学科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水平显得明显不足,甚至缺失。如园艺学科中的观赏园艺,在“革命化、战斗化”的年代,被视为伺弄花草、闲情逸致的事,不被重视,限制发展。1952年院系调整时,金大、中大两校的园艺系师生分别撤并去山东和浙江,仅留下少数教师开设果树学和蔬菜学课程。1958年园艺系复建,仍以果树、蔬菜为主要研究方向,
畜牧学科中的牧草学科(现称草业科学),在上世纪40-50年代,中央大学王栋[12]教授主持下,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成绩辉煌。到了60年代,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被严重忽视。南京农学院复校后,虽仍保留着一个教研组,还有几位教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惨淡经营,但很不景气。当年
我校农业经济系(现为经济管理学院)继承了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两校农经系的传统优势[13],师资队伍强大,图书资料齐全,研究方向广阔。但是,由于地域的局限性,在众多的研究方向中缺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研究,成为该学科的软肋。有鉴于此,研究生部主动联系聘请了金陵大学校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
三、开放办学,积极为边远地区培养人才和选派出国预备生
研究生部成立伊始,马老经常提到:一个青年学者的成长,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各阶段,如果能在不同学校的学术氛围中和不同导师的业务指导下培养,无论是人格品德和学术水平将能达到更成熟、更完整的境界。从80年代初开始,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我校在研究生招生、毕业分配工作中,始终坚持面向全国、积极开放的方针。
在招生工作中,我们不仅招收本校的优秀本科毕业生,还乐意招收兄弟院校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不仅积极招收邻近省市的优秀生源,还注意招收边远省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优秀毕业生。所以,80年代期间,我们的研究生中不仅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等重点院校相关专业和山东、安徽、江西、河南、河北、湖南等地农业院校的本科毕业生,还有来自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和四川农业大学等兄弟院校的毕业生。当时,入学的研究生中流传着一句话:“南农没有门户之见”,只要成绩合格,均有可能被录取。
在研究生毕业分配工作中,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毕业研究生必须服从国家需要、统一分配。我们坚决贯彻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并克服困难,协同导师耐心细致地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排除一切干扰,把合格的毕业生输送到全国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对充实当地师资和科研骨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中不乏佼佼者,如侯先志[14]、雒秋江[15]、向本春[16]等。
八十年代初期,国家每年在下达研究生招生计划时,要求同时选拔一定数量的出国预备研究生。对于这样的政策,当时教师中一些人颇有微词,认为十年动乱后学校师资队伍正面临严重青黄不接的时刻,将一批优秀生保送出国培养,周期长,远水解不了近渴。事实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公费保送出国的留学生都是刻苦勤奋、好中选优的。到了异国他乡,深受国外导师的钟爱。所以,往往家属陪伴,硕博连读,完成学业后再留下做几年研究工作,不可能指望三、五年内能回国、回校工作,甚至有不少人“一去不回头”。但是,我们还是从大处着眼,从长远考虑,坚定地执行开放的政策,每年足额选拔出国预备研究生,并如期派遣。现在我校不仅有了一批“海归”的专
[①] 本文由鲍世问教授撰写。原研究生处处长于焕钧教授进行了审阅。研究生院副院长董维春教授对部分章节进行了增补,对重要事件进行了校核,对重要人物传略进行了补注。
[②] 鲍世问,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曾任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主任,研究院副院长,图书馆馆长,植物学教授。
[③] 马育华(1912-1996),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农业部大豆研究所创始人,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奠基人;曾任南京农学院农学系主任、研究生部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作物)第一届召集人、第二届委员。
[④] 方中达(1916-1999),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植物病理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植保)第一、二届委员。
[⑤] 史瑞和(1917-2004),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博士,植物营养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土化)第一届委员。
[⑥] 刘崧生(1920-1994),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农业经济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农经)第一、二届召集人、第三届特邀委员。
[⑦] 樊庆笙(1911-1998),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微生物学家,中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我国青霉素研制的先驱,曾任南京农学院院长。
[⑧] 韩正康,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动物生理学家,农业部家畜生理研究所创始人。
[⑨] 该学科由罗清生教授开创。罗清生(1898-1974),美国堪萨斯大学毕业,我国兽医教育和兽医科学的奠基人,曾任畜牧兽医系主任、南京农学院副院长。
[⑩] 李扬汉(1913-2004),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植物学家、教育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农业部杂草研究室创始人。
[11] 陈裕光(1893-198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27-1950年任金陵大学校长。逝世后,子女遵嘱在南京农业大学建立金陵研究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校友会和生物技术研究机构,立陈先生塑像)和“陈裕光奖学金”。该奖学金起初用于聘请金陵大学校友担任南京农业大学兼职导师招收的博士生的奖学金,后用于奖励优秀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
[12] 王栋(1906-1957),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中国现代草业科学奠基人,中央大学、南京农学院教授,畜牧兽医系主任,建国前兼任中央畜牧试验所营养系主任。
[13] 金陵大学农经系主任卜凯(John Lossing Buck),原为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从1923年开展大规模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并出版《中国土地利用》,1936年在我国率先招收农业经济学研究生。其夫人赛珍珠(Pearl Buck)长期生活于安徽乡村,所写《大地》(The Good Earth)荣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南京农业大学组织召开了“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生教育70周年庆典暨农业和农村发展国际研讨会”。经济管理学院现设有“卜凯论坛”。
[14] 侯先志,1983年动物生理生化专业硕士毕业,现任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
[15] 雒秋江,1984年动物生理生化专业硕士毕业,现任新疆农业大学校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