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嘉宾：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新闻背景：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由“米荒”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正在亚非、拉美地区蔓延……近两周出现的全球粮价暴涨现象引发了强烈关注。刚刚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世界粮价也是与会各方热议的焦点话题。就中国而言，进入去年，国内物价猛涨。对于已经承受通货膨胀巨大压力的老百
姓来说，他们最为敏感的是，世界粮价上涨的这把火会不会“烧”到国内———
支玲琳：这轮粮价为什么暴涨得这么突然？世界粮食系统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麻烦？
钟甫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可以回忆中国在1993-1995年间，粮食价格一直保持稳定，但到1996年的时候粮价暴跌。于是在1998年以后，农民开始大量减产。为了稳定粮价的需要，政府于是不断释放粮食库存。善意的政策却也有另一个效果：价格稳住了，但价格的信号作用却失灵了，粮食还在进一步减产，而粮食库存也在同时下降。于是到了2002年、2003年，原先压抑着的供需矛盾就集中爆发了，出现了粮价的大涨。实际上，这轮世界粮价上涨的轨迹与此也是非常的相似，世界主要国家为了平稳市场，前几年不断缓释粮食库存，掩盖、拖延了世界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价格信号的失灵又进一步加剧了供给失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今天的世界粮价暴涨，正是为过去几年的价格失灵付出代价。
更何况，新型能源也在和世界人口争夺粮食资源。美国大量利用玉米生产酒精，巴西用糖炼制酒精，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用菜籽油提炼生物柴油，这些都是导致粮食大量消耗的原因。这是新增加的一大块需求。如果发展生物能源是大趋势的话，那么粮价上涨将不仅仅是一个短期波动的问题。一旦粮食市场没能及时作出反应，就可能表现为巨大的价格冲击。而世界一些主要粮食出口国出于稳定本国市场的考虑，也纷纷减少了出口，这无形中又加剧了世界粮价的波动。
支玲琳：这种上涨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趋势性的，会不会影响到国内呢？因为今年年初的雪灾，我们本来就有粮食歉收的担忧。
钟甫宁：一个是人口的增长、收入的增加；另一个是生物能源的发展，从长期来看，世界粮价有上涨的趋势。但是我不认为，这一定会带来短缺危机。因为目前世界粮食生产仍然有潜力：美国、欧盟、澳大利亚这些主要的产粮地还有接近10%的土地在闲荒中，只要需求增长、价格上去，这部分土地马上就会投入生产。此外，科技进步也会带来产量的增长。尽管从表面上看，粮食供应不足是因为最近十多年来，粮食单产下降所造成的。但这并不是科技之过，而是种植结构变化所造成的。收入的增长使人需要市场提供口感更高但产量也相对较低的粮食。如果粮食短缺危机真的到来，我想农业生产者在量与质之间，一定会再次作出调整，这个无需担心。
就短期而言，我认为目前国内的问题还不大。因为最近几年我们大米、小麦、玉米基本是不进口的，有些还有出口。只要生产没有减少，国内粮食市场就暂时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而且今年的雪灾，其实对粮食生产并没有什么影响。
支玲琳：不过目前国内粮价比国际粮价要低很多，很多人担心涨价风迟早会蔓延过来。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我们的粮食储备是不是已经作好准备了呢？
钟甫宁：国家的粮食储备一直是国家机密，我只能说我的一个判断，就在半年多前，很多人还在担心库存过多，陈化粮如何处理。所以我们的粮食库存总量可能还不小，所以暂时还不需要担心。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储备只能用来弥补短期波动造成的供应不足，要想用储备来应付粮食的长期不足是不可能的。长期短缺，只能通过生产或扩大进口来解决。我们都知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么说到底，只能扩大生产。当然前提是，得给生产者足够的刺激。所以话又说回来，粮价还是要涨。粮食生产在中国收益最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世界粮价的暴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粮价迟早要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来。
这次粮价上涨，亚洲是重灾地。正如外电所评，亚洲正在为长期的轻农付出代价。即便去年来农产品价格普涨，农民们也并没有从中得到应有好处。因为消费者所付出的价格，大部分由中间商获得，农民所获并不多。还有一点，像在中国，农产品总体商品化率仅仅10%，农民生产大部分用于自给。这样一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广大小农户来说，并没有太多意义。而且生产资料价格也在上涨，由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增收效应不仅很容易被抵消掉，甚至还可能产生负效应。
支玲琳：如何在矫正价格信号的同时，又能兼顾农民的增收，这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如果说粮价上涨从长期来看是必然趋势的话，这必然会影响到很多低收入者的吃饭问题，有关部门看来必然面临“短期粮价稳定”还是“长期市场平衡”的抉择。
钟甫宁：这也是我最大的担心。由于目前世界粮价的上涨，一些人产生了想回到过去政府干预粮食流通的机制中的想法。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供应。但我的看法是，要想增加供应，就得给生产者足够的刺激，这是改革开放多少年得出的重要经验。为了控制粮食的价格，而不给农民足够的刺激，从长远来看，一定会造成更大的供不应求。那么到最后，只能回到发粮票的老路上，不得不控制消费。可谁想回到那个时代呢？解决低收入者因为粮价上涨而产生的吃饭问题，比较好的办法是直接对需求方进行补贴，让价格信号发挥应有的功能，才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最可靠的保障。
新闻背景：大米价格达到19年来最高、小麦价格创下28年来最高，由“米荒”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正在亚非、拉美地区蔓延……近两周出现的全球粮价暴涨现象引发了强烈关注。刚刚闭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世界粮价也是与会各方热议的焦点话题。就中国而言，进入去年，国内物价猛涨。对于已经承受通货膨胀巨大压力的老百
姓来说，他们最为敏感的是，世界粮价上涨的这把火会不会“烧”到国内———
支玲琳：这轮粮价为什么暴涨得这么突然？世界粮食系统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麻烦？
钟甫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可以回忆中国在1993-1995年间，粮食价格一直保持稳定，但到1996年的时候粮价暴跌。于是在1998年以后，农民开始大量减产。为了稳定粮价的需要，政府于是不断释放粮食库存。善意的政策却也有另一个效果：价格稳住了，但价格的信号作用却失灵了，粮食还在进一步减产，而粮食库存也在同时下降。于是到了2002年、2003年，原先压抑着的供需矛盾就集中爆发了，出现了粮价的大涨。实际上，这轮世界粮价上涨的轨迹与此也是非常的相似，世界主要国家为了平稳市场，前几年不断缓释粮食库存，掩盖、拖延了世界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价格信号的失灵又进一步加剧了供给失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今天的世界粮价暴涨，正是为过去几年的价格失灵付出代价。
更何况，新型能源也在和世界人口争夺粮食资源。美国大量利用玉米生产酒精，巴西用糖炼制酒精，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用菜籽油提炼生物柴油，这些都是导致粮食大量消耗的原因。这是新增加的一大块需求。如果发展生物能源是大趋势的话，那么粮价上涨将不仅仅是一个短期波动的问题。一旦粮食市场没能及时作出反应，就可能表现为巨大的价格冲击。而世界一些主要粮食出口国出于稳定本国市场的考虑，也纷纷减少了出口，这无形中又加剧了世界粮价的波动。
支玲琳：这种上涨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趋势性的，会不会影响到国内呢？因为今年年初的雪灾，我们本来就有粮食歉收的担忧。
钟甫宁：一个是人口的增长、收入的增加；另一个是生物能源的发展，从长期来看，世界粮价有上涨的趋势。但是我不认为，这一定会带来短缺危机。因为目前世界粮食生产仍然有潜力：美国、欧盟、澳大利亚这些主要的产粮地还有接近10%的土地在闲荒中，只要需求增长、价格上去，这部分土地马上就会投入生产。此外，科技进步也会带来产量的增长。尽管从表面上看，粮食供应不足是因为最近十多年来，粮食单产下降所造成的。但这并不是科技之过，而是种植结构变化所造成的。收入的增长使人需要市场提供口感更高但产量也相对较低的粮食。如果粮食短缺危机真的到来，我想农业生产者在量与质之间，一定会再次作出调整，这个无需担心。
就短期而言，我认为目前国内的问题还不大。因为最近几年我们大米、小麦、玉米基本是不进口的，有些还有出口。只要生产没有减少，国内粮食市场就暂时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而且今年的雪灾，其实对粮食生产并没有什么影响。
支玲琳：不过目前国内粮价比国际粮价要低很多，很多人担心涨价风迟早会蔓延过来。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我们的粮食储备是不是已经作好准备了呢？
钟甫宁：国家的粮食储备一直是国家机密，我只能说我的一个判断，就在半年多前，很多人还在担心库存过多，陈化粮如何处理。所以我们的粮食库存总量可能还不小，所以暂时还不需要担心。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储备只能用来弥补短期波动造成的供应不足，要想用储备来应付粮食的长期不足是不可能的。长期短缺，只能通过生产或扩大进口来解决。我们都知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么说到底，只能扩大生产。当然前提是，得给生产者足够的刺激。所以话又说回来，粮价还是要涨。粮食生产在中国收益最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世界粮价的暴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粮价迟早要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来。
这次粮价上涨，亚洲是重灾地。正如外电所评，亚洲正在为长期的轻农付出代价。即便去年来农产品价格普涨，农民们也并没有从中得到应有好处。因为消费者所付出的价格，大部分由中间商获得，农民所获并不多。还有一点，像在中国，农产品总体商品化率仅仅10%，农民生产大部分用于自给。这样一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广大小农户来说，并没有太多意义。而且生产资料价格也在上涨，由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增收效应不仅很容易被抵消掉，甚至还可能产生负效应。
支玲琳：如何在矫正价格信号的同时，又能兼顾农民的增收，这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如果说粮价上涨从长期来看是必然趋势的话，这必然会影响到很多低收入者的吃饭问题，有关部门看来必然面临“短期粮价稳定”还是“长期市场平衡”的抉择。
钟甫宁：这也是我最大的担心。由于目前世界粮价的上涨，一些人产生了想回到过去政府干预粮食流通的机制中的想法。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供应。但我的看法是，要想增加供应，就得给生产者足够的刺激，这是改革开放多少年得出的重要经验。为了控制粮食的价格，而不给农民足够的刺激，从长远来看，一定会造成更大的供不应求。那么到最后，只能回到发粮票的老路上，不得不控制消费。可谁想回到那个时代呢？解决低收入者因为粮价上涨而产生的吃饭问题，比较好的办法是直接对需求方进行补贴，让价格信号发挥应有的功能，才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最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