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文化软实力竞争中，民族国家常以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来建构国家形象，巨型文化符号往往是其中首选的优质资源，如长城、大运河等。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绵延3200公里，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世界运河中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2014年，大运河作为“活着的、流动着的人类遗产”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大运河是绵延千年的历史文脉，是穿越南北的水运动脉，它体量巨大，历史悠久，沟通南北，也连接过往与当下。大运河不仅仅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声，它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有非凡活力，依然激荡着人们的心灵。大运河作为巨型文化符号，必将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资源。它既蕴含丰厚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携带驱动国家“一直进取”的文化基因。大运河作为巨型文化符号所承载的国家形象符合一种温和、联通、包容的大国形象。

拥有丰厚的历史遗存和文明成果

大运河拥有丰厚的历史遗存。从时间上看，大运河开凿于春秋，完成于隋，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疏通于明清，是生生不息、从未断绝的中华文明生命力的镜像。大运河也是国之命脉，象征着国家的权柄掌控。纵览我国历史，掌控了运河则掌控交通命脉，小之控制局部，大之掌握全局。如吴王阖闾开辟了胥河，西向征服了楚国；夫差开通了邗沟，北向与齐、晋争霸；西汉初年，吴王刘濞控制了邗沟和通扬运河，西向与汉朝争衡；及至隋炀帝开通了通济渠、永济渠、江南运河，以运河沟通南北。“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北宋以都城汴梁为中心，运河网四通八达，首推四渠，即汴渠、惠民河、金水河、五丈河。南宋偏安临安，着力经营江南运河。元朝建都北京，元世祖忽必烈亟亟于打通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影响深远。明清时期，中央帝国对运河漕运的依赖达到顶峰，漕运、盐运十分发达，不少运河城市极为富庶，清代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称：“天下殷富，莫踰于江浙，江省繁丽，莫盛于苏扬。”

历史赋予大运河以丰厚的遗存与时间的景深，运河两岸的码头、船闸、桥梁、堤坝等水工设施，运河沿岸的衙署、钞关、粮仓、会馆、庙宇和驿站等相关设施，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长廊，是中华文明不同时期的历史扇面。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看，农耕时代的漕粮盐运、工业时代的煤炭物资、信息时代的ETC过闸系统，历代的文明成果沉淀在千年运河中。大运河收藏着历史沧桑变迁的年轮，象征着守正创新、气象万千的文化中国。

拥有巨型文化遗产的体量和联通包容的空间规划

从空间上看，大运河承载国家形象在于其巨型文化遗产的体量与联通包容的空间规划，这一空间规划以2018年提出“大运河文化带”提纲挈领。大运河共包括8个省、直辖市的27座城市，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大运河种类丰富，作为巨型文化遗产，涵盖河、岸、城，综合物质、精神、制度三种遗产类型。文化带既包括具体的文化点，也包括名街、古镇、城市等文化片，体现了 “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整体思路。应将文化资源优势作为当下中国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立足大运河悠久的历史文明，协调中东西、连接南北方，开创文化带动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新格局。“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的设定超越了“非遗保护”叠加“文旅开发”的简单框架，形成多点联动、形成合力的布局。

大运河文化带是互通互融的区域文化有机相融的整体。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六大文化高地” 在大运河的波涛中聚汇融通，贯通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携带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正是在共同文化魂魄的统摄下，多元发展的地域文化在历史的烟波中走向融合，成为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同时这些个体文化符号被纳入大运河文化带宏观叙事时，又保有自身鲜明区域特色，如吴桥杂技、淮扬菜、扬州杖头木偶戏、枫桥夜泊等，这些个案联系着与其息息相关的运河区域文化以及血肉相连的环境，与周边环境、运河母体之间进行着交流。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不同文化空间交融与交汇而成的连续性统一体，这些微观个案、中观区域文化构建着大运河文化带的宏观叙事。可以说，大运河蕴藏的民族文化与国家话语也正是暗藏在每一处具象物质景观、每一个微观民俗个体、每一段中观区域历史文脉中，它们都携有大运河新与旧不断交织、重叠，历经坎坷又坚持向前、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当然，我们在当下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时需要注意社会场景的转换，即农业文明的社会母体转换成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社会，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宏观叙事中需要进行价值的转换。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被赋予新的时代形象，当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战略更开启了新的国家叙事，它承续过去，将历代运河建设的文化遗产作为被唤醒的空间、被经历的时间来建构国家的“记忆之场”，唤起中国人的文化乡愁，巩固国族认同，为公众认知中国形象提供了具有历史景深的“停靠地”；它连接当下，作为文化遗产的大运河也需要在后遗产时代经历重构与再现，无论是大运河文化带的宏观叙事、多重文化高地的地域史摹写，还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焦点”建设，都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与完成的，大运河承载着“像化”中国的重任。

联系着中国与世界

对于中国来说，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它内蕴的“人民至上”的核心思想、“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海纳百川”的文化取向、“和而不同”的民族性格，立体化地呈现了建设美好家园、谋求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对于世界而言，历史上的大运河包容开放，通江达海，为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往来架设了便利的桥梁，其“北接长城文化带，西挽陆上丝绸之路，东联海上丝绸之路”。

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这条文化线路以内循环驱动外循环，勾连起中华民族自我与世界的想象，在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交锋、交融中保有自我又联通世界，对外来文化敢于正面迎接挑战，不断发展创造；在固有文化血脉基础上吐故纳新、权衡取舍、为我所用，形成新的社会空间网络，持续培养新的文化胜任力方式，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文化关切，能参与、对话并不断引领发展中的当代世界文化，最终为世界勾勒出一幅既包含中国又面向世界，既有“自我”又与“他者”交融发展的新世界图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19ZDA18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

原文链接：http://ex.cssn.cn/zx/bwyc/202012/t20201204_522858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