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1902年张之洞为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奔波劳顿，到南农人在国家建设中和世界舞台上展露才华，南京农业大学走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和科教兴农大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涌现出一大批为了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命运、苍生的福祉殚精竭虑的俊彦贤达，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践行着“诚朴勤仁”的精神。让我们铭记百余年高等农业教育筚路蓝缕的岁月，让这些岁月沉淀下来的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奋进。
邹秉文 拓荒科教兴农之路
邹秉文17岁时就到美国读中学，1912年毕业后，补取为留美官费生，考入康奈尔大学，被机械工程专业录取。20世纪初，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中国农业和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渴望涅槃重生。也许是家庭的影响，也许是从小走南闯北的经历，年少的邹秉文对于民族的苦难有着切肤的体会。邹秉文坚定地认为：“中国号称以农立国，但不求改进，以致农业日趋衰退，而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则为严重的病虫灾害。”为此，1913年他弃工从农，专修植物病理学。
从此，他踏上科学兴农、振兴民族的道路，义无反顾。
1915年留美期间，邹秉文与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过探先、杨杏佛、茅以升等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1917年成立的中华农学会，邹秉文又是创建人之一。
1916年，邹秉文踌躇满志地回到祖国。应金陵大学农林科主任芮思娄的聘请，任教金陵大学，主讲植物病理学和植物学课程。1917年起，邹秉文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首任主任和国立东南大学农科主任。在金陵大学，他是在中国课堂上讲授植物病理学的第一人；在国立东南大学，他被誉为“东南三杰”之一，对当时高校农科采用日本、欧美的课本为教材提出质疑和反驳，力行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大学植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
邹秉文还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巨额的教学经费，把教学、试验、推广三结合的理想付诸实践。当时，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刚刚兴起，教学模式还是以书本知识的传授为主。从康奈尔回来的邹秉文，接受的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教学、研究、推广并进的教育理念。他在南高师任农科主任后，着力改变落后的教学理念，将教学与研究、推广相结合，互相促进，时间不长，就使南高师农科成为国内新型农业教育的典范。作为中国早期农业高等教育的奠基人，邹秉文为后人留下了我国第一部农业教育专著《中国农业教育问题》。
在邹秉文的手稿中，有这样的自白：“余以一介书生，凭其个人所处地位，千方设法，就可能者作最大努力。此之蚊蚁负山，就蚊蚁言，所致力者实已尽其在我；而所成的，就吾国农业言，则实九牛一毛……”纵观邹秉文的生平，虽言“尽其在我”，实为全力以赴，鞠躬尽瘁。
金善宝 选育良种支持抗战
抗日战争初期，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沙坪坝，条件艰苦，但金善宝以农业兴邦为己任，始终没有间断过选育小麦良种的工作。1939年，他和助手选育出适于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优良品种——“中大2509”（又名“矮立多”）和“中大2419”（后改名为“南大2419”）。
金善宝仰慕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好几次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捐款捐物。他说：“我的心在延安，在八路军将士身上。”他为没能去延安感到深深遗憾。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金善宝认为这正是自己用农业科学技术为延安做贡献的时候。他整理、鉴定自己多年搜集的小麦品种，选出最好的，精心包装，送到《新华日报》社，请转交延安。半个月后，邓颖**志告诉金善宝：“延安收到了你送去的种子，同志们感谢您。”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举世瞩目的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金善宝和在渝的几位进步教授一起，被邀请到嘉陵江边的张治中公馆，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亲切会见。这次难忘的会见，使他从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更加坚信一个崭新的
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
冯泽芳 制成棉种暖苍生
1930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冯泽芳，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安家立业。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年纪的冯泽芳，考取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在康奈尔，他坚持以实验铺就理论创新之路，埋首于棉花育种。当时的棉花育种工作，取得成功的都是纯系育种和同种之杂交育种。为了拓宽育种途径，国内外学者进行过多次美洲棉与中国亚洲棉的杂交。由于这是种间杂交，很难成功，即使少量杂交成功的，其第一代也都不育。学者们都不明白是何缘故。
冯泽芳要解开这个谜，径自开展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寒冷的冬季，他扎进温室里栽培棉花。开花吐絮的棉株上面，挂满了记载各项数据的纸片，引得同学们常在窗外驻足观看，将之戏称为“圣诞树”。
功夫不负苦心人。1932年，他以自己对棉花杂交育种理论的精到见解，获得了硕士学位。1933年夏，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因论文优异获得学校颁发的优秀毕业生金钥匙。他的博士论文《亚洲棉与美洲棉杂种遗传学与细胞学的研究》发表在权威的美国《植物学报》上，这篇论文解开了当时国际植物学界的难题，为棉花育种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引起国际植物学界的重视。
樊庆笙 研制中国首支青霉素
1940年，樊庆笙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农业微生物学研究生。这期间，威斯康星大学的生化和细菌学院建立了研制盘尼西林的小组，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樊庆笙觉得，苦难中的中国更需要盘尼西林。一定要带着盘尼西林回国的想法在樊庆笙脑海长久盘旋。
1943年，樊庆笙完成在美国学习的任务。回国前，他向美国医药助华会会长Van Slyke 女士坦陈了自己的想法：回国后承担血库工作的同时，搞盘尼西林的研究。Van Slyke女士很尊重他的想法，给予他必要的支持，为他备齐了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试剂和溶剂，还提供了苗种。后来，美国医药助华会帮他搞到了两支盘尼西林菌种，加上威斯康星大学细菌学系赠送的一支，樊庆笙的行李箱里有了三支菌种。
1944年1月20日，樊庆笙登上了美军的运输船。太平洋上，日机围追堵截，炸弹就在轮船周围爆炸，激起数丈浪花。载着樊庆笙和三支盘尼西林的这艘船走走停停。在巴拿马，当地华侨听说有中国军医到来，非常欢迎，樊庆笙停留了数日，但在进入太平洋时，轮船故障，只好又折回巴拿马修理。运输船在太平洋好不容易突破了日军的层层封锁到了印度。接着，他们又乘上美军的运输机，沿着危险的驼峰航线飞越崇山峻岭，冒着生命危险到达昆明，而这时已经是1944年7月了。
回国后，樊庆笙先被安排在昆明血库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还是想着创造条件生产盘尼西林。血库位于昆华医院内，南面隔湖就是当时的卫生署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是我国著名的细菌、病毒学家。当时他正领导一个小组，也准备进行盘尼西林的研制工作，可是他们只有从印度辗转弄来的两支菌种，同时缺少新技术及仪器设备。樊庆笙的到来恰似天意，他们决定把研制盘尼西林的工作放在防疫处进行，因为那里已有些科研基础。樊庆笙与汤飞凡、朱既明一起，将从美国带回的菌种尝试着进行了生产和成品的临床试验。1944年底，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面世，战乱中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制造出盘尼西林的七个国家之一，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一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罗清生 妙手仁心护生灵
罗清生是我国现代兽医教育和家畜传染病学的奠基人。他较早开展了人工饲养大熊猫规律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动物园曾有只大熊猫生病, 经专家们治疗病情虽有好转，但长时间不能痊愈，医生每天给它补充葡萄糖，可大熊猫却一直消化不良。上海动物园请罗清生去问诊。罗清生了解了大熊猫的病史和饲养情况，看到医生给大熊猫喂葡萄糖，认为这样无益有害，提出应该根据大熊猫的饮食习性，给它喂食竹叶，不然，大熊猫的消化功能还会加剧退化。上海动物园按照罗清生的意见改变了喂养方式，大熊猫果然就痊愈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 南京地区曾发生一种死亡率极高的鸭瘟病，群众称为“大头瘟”，来势汹汹，严重威胁养鸭业的发展。罗清生带领他的团队对这种疾病展开系统研究, 并于1964年在我国首先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病毒,证实了病因，进而培育成鸭瘟弱毒疫苗(南农64株), 及时控制了鸭瘟在华东地区的流行、蔓延。
刘崧生 奋不顾身护农经
刘崧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刘崧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刘崧生拒绝了联合国的高薪岗位和优越的环境，冲破阻碍，毅然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和三年内战，百业凋零，百废待兴。一种期望以自己的满身学识融入建国伟业的激情，在这个年轻爱国学子的心中澎湃。回国后，他接受了南京大学农学院的聘请，成为农业经济系的副教授，后又担任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副主任。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转入南京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在此后的10年中，他做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工作，积极参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活动。他以一腔热情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针对当时的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问题深入调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但充实了正处于建设之中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也为师生们在勤于调查研究、善于独立思考方面树立了榜样。
20世纪60年代末的那场浩劫也波及了高等学府，全国农业经济教育受到严重摧残，有人甚至提出“砸烂农业经济系”“农经教育无用论”的口号。风口浪尖上的刘崧生坚定地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教育终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存师资力量、保存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使南京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幸免于难，并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迅速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
刘大钧 唯愿小麦覆陇黄
在小麦育种领域耕耘多年的刘大钧院士是我国作物遗传育种学泰斗。用自己的科学实践，描绘出白居易《观刈麦》中“小麦覆陇黄”的景色，是他一辈子的梦想。他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簇毛麦、鹅观草等，分别高抗小麦白粉病和赤霉病，并将其抗性基因成功转移进栽培小麦，育成一大批优异抗性种质；他和陈佩度教授等建立的精确鉴定栽培小麦中外源染色质的技术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培育的小麦品种“宁麦3号”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面积推广，5年增产10亿多斤……“小麦覆陇黄”终成现实，刘大钧的研究成果使亿万中国农民受益。
盖钧镒 潜心种得豆满仓
“一想到大豆，我感到的就是压力。我国大豆年用量是5000万吨，我们每年能提供的只有1500万吨。”大豆育种是盖钧镒一生的事业。近年来，盖钧镒院士创建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主持国家大豆育种攻关，育成、参与育成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推广；研究发现了栽培大豆起源南方野生群体的分子遗传学论据；通过高产育种与栽培实践的结合，选育出超高产大豆新品种南农88—31。
邹秉文 拓荒科教兴农之路
邹秉文17岁时就到美国读中学，1912年毕业后，补取为留美官费生，考入康奈尔大学，被机械工程专业录取。20世纪初，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中国农业和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渴望涅槃重生。也许是家庭的影响，也许是从小走南闯北的经历，年少的邹秉文对于民族的苦难有着切肤的体会。邹秉文坚定地认为：“中国号称以农立国，但不求改进，以致农业日趋衰退，而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则为严重的病虫灾害。”为此，1913年他弃工从农，专修植物病理学。
从此，他踏上科学兴农、振兴民族的道路，义无反顾。
1915年留美期间，邹秉文与康奈尔大学的校友过探先、杨杏佛、茅以升等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1917年成立的中华农学会，邹秉文又是创建人之一。
1916年，邹秉文踌躇满志地回到祖国。应金陵大学农林科主任芮思娄的聘请，任教金陵大学，主讲植物病理学和植物学课程。1917年起，邹秉文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首任主任和国立东南大学农科主任。在金陵大学，他是在中国课堂上讲授植物病理学的第一人；在国立东南大学，他被誉为“东南三杰”之一，对当时高校农科采用日本、欧美的课本为教材提出质疑和反驳，力行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大学植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
邹秉文还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巨额的教学经费，把教学、试验、推广三结合的理想付诸实践。当时，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刚刚兴起，教学模式还是以书本知识的传授为主。从康奈尔回来的邹秉文，接受的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教学、研究、推广并进的教育理念。他在南高师任农科主任后，着力改变落后的教学理念，将教学与研究、推广相结合，互相促进，时间不长，就使南高师农科成为国内新型农业教育的典范。作为中国早期农业高等教育的奠基人，邹秉文为后人留下了我国第一部农业教育专著《中国农业教育问题》。
在邹秉文的手稿中，有这样的自白：“余以一介书生，凭其个人所处地位，千方设法，就可能者作最大努力。此之蚊蚁负山，就蚊蚁言，所致力者实已尽其在我；而所成的，就吾国农业言，则实九牛一毛……”纵观邹秉文的生平，虽言“尽其在我”，实为全力以赴，鞠躬尽瘁。
金善宝 选育良种支持抗战
抗日战争初期，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沙坪坝，条件艰苦，但金善宝以农业兴邦为己任，始终没有间断过选育小麦良种的工作。1939年，他和助手选育出适于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优良品种——“中大2509”（又名“矮立多”）和“中大2419”（后改名为“南大2419”）。
金善宝仰慕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好几次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捐款捐物。他说：“我的心在延安，在八路军将士身上。”他为没能去延安感到深深遗憾。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金善宝认为这正是自己用农业科学技术为延安做贡献的时候。他整理、鉴定自己多年搜集的小麦品种，选出最好的，精心包装，送到《新华日报》社，请转交延安。半个月后，邓颖**志告诉金善宝：“延安收到了你送去的种子，同志们感谢您。”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举世瞩目的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金善宝和在渝的几位进步教授一起，被邀请到嘉陵江边的张治中公馆，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亲切会见。这次难忘的会见，使他从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更加坚信一个崭新的
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
冯泽芳 制成棉种暖苍生
1930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冯泽芳，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安家立业。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年纪的冯泽芳，考取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在康奈尔，他坚持以实验铺就理论创新之路，埋首于棉花育种。当时的棉花育种工作，取得成功的都是纯系育种和同种之杂交育种。为了拓宽育种途径，国内外学者进行过多次美洲棉与中国亚洲棉的杂交。由于这是种间杂交，很难成功，即使少量杂交成功的，其第一代也都不育。学者们都不明白是何缘故。
冯泽芳要解开这个谜，径自开展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寒冷的冬季，他扎进温室里栽培棉花。开花吐絮的棉株上面，挂满了记载各项数据的纸片，引得同学们常在窗外驻足观看，将之戏称为“圣诞树”。
功夫不负苦心人。1932年，他以自己对棉花杂交育种理论的精到见解，获得了硕士学位。1933年夏，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因论文优异获得学校颁发的优秀毕业生金钥匙。他的博士论文《亚洲棉与美洲棉杂种遗传学与细胞学的研究》发表在权威的美国《植物学报》上，这篇论文解开了当时国际植物学界的难题，为棉花育种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引起国际植物学界的重视。
樊庆笙 研制中国首支青霉素
1940年，樊庆笙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农业微生物学研究生。这期间，威斯康星大学的生化和细菌学院建立了研制盘尼西林的小组，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樊庆笙觉得，苦难中的中国更需要盘尼西林。一定要带着盘尼西林回国的想法在樊庆笙脑海长久盘旋。
1943年，樊庆笙完成在美国学习的任务。回国前，他向美国医药助华会会长Van Slyke 女士坦陈了自己的想法：回国后承担血库工作的同时，搞盘尼西林的研究。Van Slyke女士很尊重他的想法，给予他必要的支持，为他备齐了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试剂和溶剂，还提供了苗种。后来，美国医药助华会帮他搞到了两支盘尼西林菌种，加上威斯康星大学细菌学系赠送的一支，樊庆笙的行李箱里有了三支菌种。
1944年1月20日，樊庆笙登上了美军的运输船。太平洋上，日机围追堵截，炸弹就在轮船周围爆炸，激起数丈浪花。载着樊庆笙和三支盘尼西林的这艘船走走停停。在巴拿马，当地华侨听说有中国军医到来，非常欢迎，樊庆笙停留了数日，但在进入太平洋时，轮船故障，只好又折回巴拿马修理。运输船在太平洋好不容易突破了日军的层层封锁到了印度。接着，他们又乘上美军的运输机，沿着危险的驼峰航线飞越崇山峻岭，冒着生命危险到达昆明，而这时已经是1944年7月了。
回国后，樊庆笙先被安排在昆明血库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还是想着创造条件生产盘尼西林。血库位于昆华医院内，南面隔湖就是当时的卫生署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是我国著名的细菌、病毒学家。当时他正领导一个小组，也准备进行盘尼西林的研制工作，可是他们只有从印度辗转弄来的两支菌种，同时缺少新技术及仪器设备。樊庆笙的到来恰似天意，他们决定把研制盘尼西林的工作放在防疫处进行，因为那里已有些科研基础。樊庆笙与汤飞凡、朱既明一起，将从美国带回的菌种尝试着进行了生产和成品的临床试验。1944年底，第一批5万单位／瓶的盘尼西林面世，战乱中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制造出盘尼西林的七个国家之一，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一令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罗清生 妙手仁心护生灵
罗清生是我国现代兽医教育和家畜传染病学的奠基人。他较早开展了人工饲养大熊猫规律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动物园曾有只大熊猫生病, 经专家们治疗病情虽有好转，但长时间不能痊愈，医生每天给它补充葡萄糖，可大熊猫却一直消化不良。上海动物园请罗清生去问诊。罗清生了解了大熊猫的病史和饲养情况，看到医生给大熊猫喂葡萄糖，认为这样无益有害，提出应该根据大熊猫的饮食习性，给它喂食竹叶，不然，大熊猫的消化功能还会加剧退化。上海动物园按照罗清生的意见改变了喂养方式，大熊猫果然就痊愈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 南京地区曾发生一种死亡率极高的鸭瘟病，群众称为“大头瘟”，来势汹汹，严重威胁养鸭业的发展。罗清生带领他的团队对这种疾病展开系统研究, 并于1964年在我国首先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病毒,证实了病因，进而培育成鸭瘟弱毒疫苗(南农64株), 及时控制了鸭瘟在华东地区的流行、蔓延。
刘崧生 奋不顾身护农经
刘崧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刘崧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刘崧生拒绝了联合国的高薪岗位和优越的环境，冲破阻碍，毅然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和三年内战，百业凋零，百废待兴。一种期望以自己的满身学识融入建国伟业的激情，在这个年轻爱国学子的心中澎湃。回国后，他接受了南京大学农学院的聘请，成为农业经济系的副教授，后又担任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副主任。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转入南京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在此后的10年中，他做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工作，积极参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活动。他以一腔热情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针对当时的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问题深入调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不但充实了正处于建设之中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也为师生们在勤于调查研究、善于独立思考方面树立了榜样。
20世纪60年代末的那场浩劫也波及了高等学府，全国农业经济教育受到严重摧残，有人甚至提出“砸烂农业经济系”“农经教育无用论”的口号。风口浪尖上的刘崧生坚定地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农业大国，农业经济教育终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存师资力量、保存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使南京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幸免于难，并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迅速恢复教学和科研工作。
刘大钧 唯愿小麦覆陇黄
在小麦育种领域耕耘多年的刘大钧院士是我国作物遗传育种学泰斗。用自己的科学实践，描绘出白居易《观刈麦》中“小麦覆陇黄”的景色，是他一辈子的梦想。他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簇毛麦、鹅观草等，分别高抗小麦白粉病和赤霉病，并将其抗性基因成功转移进栽培小麦，育成一大批优异抗性种质；他和陈佩度教授等建立的精确鉴定栽培小麦中外源染色质的技术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培育的小麦品种“宁麦3号”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面积推广，5年增产10亿多斤……“小麦覆陇黄”终成现实，刘大钧的研究成果使亿万中国农民受益。
盖钧镒 潜心种得豆满仓
“一想到大豆，我感到的就是压力。我国大豆年用量是5000万吨，我们每年能提供的只有1500万吨。”大豆育种是盖钧镒一生的事业。近年来，盖钧镒院士创建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主持国家大豆育种攻关，育成、参与育成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推广；研究发现了栽培大豆起源南方野生群体的分子遗传学论据；通过高产育种与栽培实践的结合，选育出超高产大豆新品种南农8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