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是世界农业与环境科学研究和教育中心，以生物及农业起家，农业排名全美第一。而领衔其兽医学院比较癌症中心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科学家——陈新斌教授。他是该校兽医学院比较癌症中心主任、综合癌症中心比较肿瘤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他的研究领域包括：遗传调节、癌症和致癌作用。此外，陈教授还有一个令他自己引以为豪的身份——南京农业大学校友。
结缘兽医很“偶然”
“我很幸运，我没有因为文革耽误自己的求学之路。”采访一开始，陈新斌就对记者打开了记忆的话匣子。
陈新斌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基层中学教师。受到家庭的影响，少年时的陈新斌理所当然地希望自己高中毕业后能够考上师专，和父亲一样，一辈子一心一意地教书育人。
“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的很少。父亲对我的志愿选择也格外慎重。在当时的农村，兽医可谓一门高级手艺。父亲觉得兽医会是一份很好的职业。”就这样，陈新斌因为父亲的建议，从此与兽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历了文革洗礼后的中国，于1977年恢复高考。而当时的陈新斌作为应届高中生，正好赶上1978年的高考。
“我在班里是小弟弟，同学都比我年长5-10岁，基本都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三届。”
与大多数同学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工作岗位不同，陈新斌毅然选择了继续深造，攻读硕士研究生。
“那时候的研究生非常少，考试的竞争也很激烈。但我在本科阶段就一直对研究非常感兴趣，本科毕业后还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所以当时我决定继续读下去。在原来兽医专业的基础上，我的硕士研究选择主攻兽医传染病方向。”
如愿考上硕士研究生的陈新斌带着自己的梦想踏入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校门，师从著名家畜传染病学家蔡宝祥教授。
“南农是我学问的起点。蔡宝祥老师更是给了我们很广阔的自由探索科学的空间。那时候现成的科学成果还不多，很多需要自己去探索，蔡老师把我们带进了神奇的实验室，鼓励我们有想法就去做，自己动手、自己思考，也可以随时和导师商谈。他非常支持我们每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陈新斌回忆道。
陈新斌说，后来自己在美国呆过很多大型实验室，那种自由、创新的氛围让他从一开始就从未感到不适，他总是十分愿意去不断尝试各种自己想做的事情和各种未知的领域。
“因为我在中国就受到了这样的训练——开放、自由。当然，还有导师的全力支持。”
回忆起母校，陈新斌至今仍然十分感激母校浓郁的学术氛围在自己成长关键时期的熏陶作用。
“南农的学风非常浓厚，我们当时所在的畜牧兽医系，一共只有15名硕士生。大家都非常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那时候我们除了上课就是泡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文章、收集材料，经常通宵达旦。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两周，其他时间基本都在实验室度过。”
但是，实验室的生活也不都是千篇一律的辛苦，回忆起母校的求学岁月，陈教授的脸上拂过孩童般的笑容。
“说起来也很幸福，我在南农做硕士的时候，因为要调查鸡的流行病情况，我们到养鸡场买鸡蛋、小鸡做实验。1983、1984年那时候，食品资源还很紧张。做完实验剩下来的鸡蛋可饱了我们的口福。”
从“兽医”到“人医”再到“兽医”
以优异的研究生成绩毕业后，针对当时中国各类猪瘟、鸡瘟等传染病盛行的情况，陈新斌被蔡宝祥教授推荐去美国学习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流行病学。不知不觉中，他的学术轨迹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由于之前学过两年鸡的繁殖。所以我的学术基础相对较宽，从兽医到畜牧，从传染病到肿瘤病毒，领域也很广。在美国，兽医是非常高尚的职业，人医和兽医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于是，在学完兽医后，我又进行了人医肿瘤研究的尝试。”
就这样，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陈新斌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博士后研究，着手进行人的肿瘤分析。
2004年，陈新斌正式升为正教授，并在美国阿拉巴马医学院肿瘤中心肿瘤学课题组担任负责人。从自己的第一个教授头衔——美国乔治亚大学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正教授，陈新斌仅仅用了8年。而在美国，这个基本的跨度时间也应该要10-12年。这些年中，陈新斌一直从事的是人医肿瘤的研究，他原以为自己的学术轨迹就将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然而，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新斌听说UC戴维斯大学需要联合成立一个综合性的肿瘤中心，需要一位既懂兽医又懂人医的“全才”，领衔开展比较肿瘤学研究，尝试用兽医的知识，来为人类肿瘤研究寻求更大的突破。果然，不久后，UC戴维斯大学向陈新斌抛来了橄榄枝。
“我来美国后这么多年一直从事人医研究，所以一开始，我自己非常犹豫是否要回去。”
鉴于自己与兽医的浓厚感情，经过成熟的思考后，陈新斌毅然决定重拾老本行，再回到“兽医”的轨道上去。于是，学校以“特招特办”的方式帮助陈新斌建立团队、申请资金，很快建成了一个通用实验室。就这样，陈新斌带领着他崭新的团队又开始了培养兽医肿瘤、比较肿瘤学的研究。
“我自己都觉得这段轨迹非常有意思，我曾经受过这方面教育，心底里始终有一份割舍不断的情结，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似乎自己早已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分，此生再也割舍不掉。”陈新斌回忆。
科研的脚步永不停歇
“美国的环境逼着你不断往下走，这里平均每隔5年实验手段、思维方式、研究对象都会全面翻新。因此，在自己的科研领域中，一定要始终走在前列，抓住科研的前沿，多看，多交流，了解学科交叉的领域，明白如何应用……总之，无论做哪行，不能只看到以前的成绩，一定要发狠、用功、持之以恒！”
陈新斌说，自己十分热爱大学教师的工作，在刻苦钻研的背后，他也经常抱着一份“玩”的心态。
“大学教授是个很好的工作，申请到的经费，可以充分用来‘玩’，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各种奇怪的想法，都可以去尝试，可以没有任何约束地去不断探索。”
当然令陈新斌自豪的还有他的桃李满园。“学生做得好，自己也很开心。我虽然身在美国，但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才，他们有做教授的，也有做医生的，50%-60%发展都很棒！”说起自己的弟子，陈新斌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请陈新斌教授以校友的身份寄语我校还在为科研执著努力的年轻学子。他说：“进行生物和农业的研究，最基本的能力是观测和观察，现在的学生知识面广，实验室条件好，国内外交流的机会多，但是竞争的压力也会更大。所以，我希望他们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具有同时处理多项事务的技能，能不断形成新的idea,找出为什么，不断探索科学领域的新兴与未知。相信他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本文为2013年10月笔者在美国培训期间完成采访，回国后撰写完成。)
结缘兽医很“偶然”
陈新斌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基层中学教师。受到家庭的影响，少年时的陈新斌理所当然地希望自己高中毕业后能够考上师专，和父亲一样，一辈子一心一意地教书育人。
“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的很少。父亲对我的志愿选择也格外慎重。在当时的农村，兽医可谓一门高级手艺。父亲觉得兽医会是一份很好的职业。”就这样，陈新斌因为父亲的建议，从此与兽医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历了文革洗礼后的中国，于1977年恢复高考。而当时的陈新斌作为应届高中生，正好赶上1978年的高考。
“我在班里是小弟弟，同学都比我年长5-10岁，基本都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三届。”
与大多数同学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工作岗位不同，陈新斌毅然选择了继续深造，攻读硕士研究生。
“那时候的研究生非常少，考试的竞争也很激烈。但我在本科阶段就一直对研究非常感兴趣，本科毕业后还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所以当时我决定继续读下去。在原来兽医专业的基础上，我的硕士研究选择主攻兽医传染病方向。”
如愿考上硕士研究生的陈新斌带着自己的梦想踏入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校门，师从著名家畜传染病学家蔡宝祥教授。
“南农是我学问的起点。蔡宝祥老师更是给了我们很广阔的自由探索科学的空间。那时候现成的科学成果还不多，很多需要自己去探索，蔡老师把我们带进了神奇的实验室，鼓励我们有想法就去做，自己动手、自己思考，也可以随时和导师商谈。他非常支持我们每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陈新斌回忆道。
陈新斌说，后来自己在美国呆过很多大型实验室，那种自由、创新的氛围让他从一开始就从未感到不适，他总是十分愿意去不断尝试各种自己想做的事情和各种未知的领域。
“因为我在中国就受到了这样的训练——开放、自由。当然，还有导师的全力支持。”
回忆起母校，陈新斌至今仍然十分感激母校浓郁的学术氛围在自己成长关键时期的熏陶作用。
“南农的学风非常浓厚，我们当时所在的畜牧兽医系，一共只有15名硕士生。大家都非常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那时候我们除了上课就是泡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文章、收集材料，经常通宵达旦。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两周，其他时间基本都在实验室度过。”
但是，实验室的生活也不都是千篇一律的辛苦，回忆起母校的求学岁月，陈教授的脸上拂过孩童般的笑容。
“说起来也很幸福，我在南农做硕士的时候，因为要调查鸡的流行病情况，我们到养鸡场买鸡蛋、小鸡做实验。1983、1984年那时候，食品资源还很紧张。做完实验剩下来的鸡蛋可饱了我们的口福。”
从“兽医”到“人医”再到“兽医”
“由于之前学过两年鸡的繁殖。所以我的学术基础相对较宽，从兽医到畜牧，从传染病到肿瘤病毒，领域也很广。在美国，兽医是非常高尚的职业，人医和兽医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于是，在学完兽医后，我又进行了人医肿瘤研究的尝试。”
就这样，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陈新斌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博士后研究，着手进行人的肿瘤分析。
2004年，陈新斌正式升为正教授，并在美国阿拉巴马医学院肿瘤中心肿瘤学课题组担任负责人。从自己的第一个教授头衔——美国乔治亚大学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正教授，陈新斌仅仅用了8年。而在美国，这个基本的跨度时间也应该要10-12年。这些年中，陈新斌一直从事的是人医肿瘤的研究，他原以为自己的学术轨迹就将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然而，又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新斌听说UC戴维斯大学需要联合成立一个综合性的肿瘤中心，需要一位既懂兽医又懂人医的“全才”，领衔开展比较肿瘤学研究，尝试用兽医的知识，来为人类肿瘤研究寻求更大的突破。果然，不久后，UC戴维斯大学向陈新斌抛来了橄榄枝。
“我来美国后这么多年一直从事人医研究，所以一开始，我自己非常犹豫是否要回去。”
鉴于自己与兽医的浓厚感情，经过成熟的思考后，陈新斌毅然决定重拾老本行，再回到“兽医”的轨道上去。于是，学校以“特招特办”的方式帮助陈新斌建立团队、申请资金，很快建成了一个通用实验室。就这样，陈新斌带领着他崭新的团队又开始了培养兽医肿瘤、比较肿瘤学的研究。
“我自己都觉得这段轨迹非常有意思，我曾经受过这方面教育，心底里始终有一份割舍不断的情结，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似乎自己早已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分，此生再也割舍不掉。”陈新斌回忆。
科研的脚步永不停歇
无论从“兽医”到“人医”还是从“人医”到“兽医”，无论从事科学研究，还是教书育人，陈新斌一直坚守着对于科研的执著，秉承着一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态度。这始终成为他在不断旋转的科研之路上不懈钻研的动力。
自1996年以来，陈新斌就开始研究一种叫名为p53的蛋白质家族。P53是一种肿瘤关系密切的蛋白质，人和动物体内一旦缺少，就会出现肿瘤。最近，他发现P53突变对狗、猫、马等哺乳动物癌性肿瘤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这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全世界有好几千人正在研究它，在尝试寻找通过各种途径控制它的活性，了解它的功能。而我自己也研究了20多年。在过去的17年，自己的工作室有25个博士后，9个博士生, 10个研究员,就研究了这一个蛋白质。似乎感觉自己好像还是不太了解。好像知道很多，但又好像还没彻底明白，没完没了的。”陈新斌说，科学给了人们探索、追求的力量。一旦感兴趣，就像钻进了这个漩涡，不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奇妙空间。
同时，在陈新斌看来，除了自己的兴趣使然，科研环境的外因也很重要。“这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全世界有好几千人正在研究它，在尝试寻找通过各种途径控制它的活性，了解它的功能。而我自己也研究了20多年。在过去的17年，自己的工作室有25个博士后，9个博士生, 10个研究员,就研究了这一个蛋白质。似乎感觉自己好像还是不太了解。好像知道很多，但又好像还没彻底明白，没完没了的。”陈新斌说，科学给了人们探索、追求的力量。一旦感兴趣，就像钻进了这个漩涡，不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奇妙空间。
“美国的环境逼着你不断往下走，这里平均每隔5年实验手段、思维方式、研究对象都会全面翻新。因此，在自己的科研领域中，一定要始终走在前列，抓住科研的前沿，多看，多交流，了解学科交叉的领域，明白如何应用……总之，无论做哪行，不能只看到以前的成绩，一定要发狠、用功、持之以恒！”
陈新斌说，自己十分热爱大学教师的工作，在刻苦钻研的背后，他也经常抱着一份“玩”的心态。
“大学教授是个很好的工作，申请到的经费，可以充分用来‘玩’，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各种奇怪的想法，都可以去尝试，可以没有任何约束地去不断探索。”
当然令陈新斌自豪的还有他的桃李满园。“学生做得好，自己也很开心。我虽然身在美国，但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才，他们有做教授的，也有做医生的，50%-60%发展都很棒！”说起自己的弟子，陈新斌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请陈新斌教授以校友的身份寄语我校还在为科研执著努力的年轻学子。他说：“进行生物和农业的研究，最基本的能力是观测和观察，现在的学生知识面广，实验室条件好，国内外交流的机会多，但是竞争的压力也会更大。所以，我希望他们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具有同时处理多项事务的技能，能不断形成新的idea,找出为什么，不断探索科学领域的新兴与未知。相信他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本文为2013年10月笔者在美国培训期间完成采访，回国后撰写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