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在十年飞跃的同时也历经了“十年谋变”：经济结构调整这一话题历久常新，却尚未真正破题。伴随着10年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出现了畸形危险。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下，原有增长动力渐失，传统竞争优势难以为继，对此，民间到中央，再度形成共识——调整经济结构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在哪里？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调结构就要破除地方保护。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出口依赖”的旧题仍待破解。
人物简历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在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深造，获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市计委工作，历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长，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调结构中，会出现一些“僵尸企业”，这些企业注定是要死的，地方政府保护是错误的。政府不能越位干预市场，该淘汰要淘汰。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税收等引导鼓励企业转型。
明年调结构难点是保证消费增长
新京报：经济结构调整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为什么结构调整对我们这么重要？
马晓河：目前，中国已经顺利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须打破原有增长机制的锁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
新京报：怎么评价今年的调结构成果？
马晓河：不好说。
新京报：那么明年调结构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马晓河：明年的难点是怎么保证消费增长。
明年的投资不成问题。但是调需求结构依旧是个难题。老百姓的收入，特别是中低阶层的收入要提升。这涉及到体制政策难题，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大力推进。
调结构要破除地方保护
新京报：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产业经济领域的长期研究者，怎么看待我们的产业结构问题？
马晓河：首先，我国的制造业主要是“大”而不“强”。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产业升级面临困难。
其次，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问题，又有严重结构性矛盾。最后，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福利为代价。产业增长形成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形成的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
新京报：产业结构调整的难点在哪里？
马晓河：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在国家处于中低收入阶段，受既有财税体制刺激，以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以出口为导向，利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资源价格低和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借助外资、国企、民企三股力量建立形成的。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不建立新的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建立“消费型社会”，产业结构就很难实现调整和转型。
新京报：调结构的另一个难点是地方政府从地方局部利益出发，比如GDP、就业、稳定的角度考虑，会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进行保护。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马晓河：调结构中，会出现一些“僵尸企业”（注：僵尸企业是指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这些企业注定要死的，地方政府保护是错误的。政府不能越位干预市场，该淘汰要淘汰。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税收等引导鼓励企业转型。
同时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包括税收政策、碳排放标准、用电门槛、市场准入等，抬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成本，将煤炭、钢铁、水泥、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重点行业的落后产能挤出市场。
收入分配改革难点是系统性问题
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广受期待，改革困境在哪里？
马晓河：这么多年，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
新京报：改变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难点在哪里？
马晓河：难点是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它从制度安排和分配渠道上阻碍了收入向居民进而向中低收入群体正常流动。第一，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侵蚀了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
第二，在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上，我国既缺乏调节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也缺乏“扩中、提低”长效机制和有效政策。
第三，在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为了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偏袒资本，实行“亲商不亲工”。
加之法制不健全，工会职能缺位，工人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使他们的工资、福利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经济结构调整的难点在哪里？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调结构就要破除地方保护。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出口依赖”的旧题仍待破解。
人物简历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在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深造，获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市计委工作，历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长，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调结构中，会出现一些“僵尸企业”，这些企业注定是要死的，地方政府保护是错误的。政府不能越位干预市场，该淘汰要淘汰。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税收等引导鼓励企业转型。
明年调结构难点是保证消费增长
新京报：经济结构调整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为什么结构调整对我们这么重要？
马晓河：目前，中国已经顺利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须打破原有增长机制的锁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
新京报：怎么评价今年的调结构成果？
马晓河：不好说。
新京报：那么明年调结构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
马晓河：明年的难点是怎么保证消费增长。
明年的投资不成问题。但是调需求结构依旧是个难题。老百姓的收入，特别是中低阶层的收入要提升。这涉及到体制政策难题，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大力推进。
调结构要破除地方保护
新京报：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产业经济领域的长期研究者，怎么看待我们的产业结构问题？
马晓河：首先，我国的制造业主要是“大”而不“强”。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产业升级面临困难。
其次，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问题，又有严重结构性矛盾。最后，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得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福利为代价。产业增长形成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形成的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
新京报：产业结构调整的难点在哪里？
马晓河：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在国家处于中低收入阶段，受既有财税体制刺激，以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以出口为导向，利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资源价格低和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借助外资、国企、民企三股力量建立形成的。不对体制进行改革，不建立新的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建立“消费型社会”，产业结构就很难实现调整和转型。
新京报：调结构的另一个难点是地方政府从地方局部利益出发，比如GDP、就业、稳定的角度考虑，会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进行保护。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马晓河：调结构中，会出现一些“僵尸企业”（注：僵尸企业是指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这些企业注定要死的，地方政府保护是错误的。政府不能越位干预市场，该淘汰要淘汰。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税收等引导鼓励企业转型。
同时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包括税收政策、碳排放标准、用电门槛、市场准入等，抬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成本，将煤炭、钢铁、水泥、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重点行业的落后产能挤出市场。
收入分配改革难点是系统性问题
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广受期待，改革困境在哪里？
马晓河：这么多年，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
新京报：改变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难点在哪里？
马晓河：难点是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它从制度安排和分配渠道上阻碍了收入向居民进而向中低收入群体正常流动。第一，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侵蚀了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
第二，在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上，我国既缺乏调节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也缺乏“扩中、提低”长效机制和有效政策。
第三，在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为了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偏袒资本，实行“亲商不亲工”。
加之法制不健全，工会职能缺位，工人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使他们的工资、福利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