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南京农业大学是记者深入采访的第一所农业院校。以前总以为农业科技也就是换一种方式的种田耕地,但一系列的采访下来,这种成见早已烟消云散。这里的学者们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解决田间地头大大小小的难题,采访所到之处总有让记者想要深度挖掘的片段,也时时能看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于这样一所重点农业院校科研工作的深度支持。
本报记者 保婷婷
2006年5月11日,江苏省海安县曲塘镇。100多亩试验示范麦田,其中5块示范田采用“基于知识模型的小麦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即“精确种田”方案进行栽培管理,另5块对照田采用传统模式管理。半年多时间过去了,专家们算了一笔明细账:采用“精确种田”方案的示范田平均亩产预计为489.3公斤,采用传统方案的对照田平均亩产为414.9公斤,精确方案比传统方案平均增产15.2%。首席专家曹卫星教授介绍说,该技术将系统分析原理和动态建模方法应用于作物生产管理知识体系的定量化分析和数字化表达,解决了传统作物栽培模式和专家系统经验性强、适应性窄、定量化弱的难题。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曹卫星教授的头衔很多,但他最为看重的还是“教授”二字。于是,他的办公室便固定在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办公楼里。当记者在约定时间来到他的办公室时,曹教授刚刚吃完方便面——上午的会开到12∶30,又答应了1点接受本报采访,午餐只能如此应付。而往常,很多时候都不得不这样过于简单。
“1994年回国时,我对国家基金的认识并不深刻,只知道它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要求严格、评审公正,大家都当它是含金量最高的资助计划。1996年,我成为全校第一个拿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年轻人,不仅觉得这是对我的学术认可和最高荣誉,而且一百万元的研究经费一下子带动了我的学术发展和整个实验室建设。”曹教授讲起自己的基金故事。
曹卫星在国外学习的是作物栽培,专业是作物生态和作物模拟,现在他的研究倾向于作物信息学。作物信息学从宏观上讲通向数字农业、信息农业,微观上便是种植业的模拟、监测和信息管理。他告诉记者,“作物模拟以前基本都是消化吸收国外的,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我回国后从头做起,吸取了国外先进部分,从底层构造了我国主要农作物的生长模拟模型、管理知识模型,再进行优化设计和管理,把以前拍脑袋的经验性种植判断,变为如今的定量的数字化的判断。”前文提到的那一幕,便是这项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的真实案例。
经过这些年的不懈科研,曹卫星教授觉得要为现代农业作出贡献,一定要找到科学问题、发展需求和应用前景三者的交叉融合点——课题不但科学上要有价值,而且要有发展需求和面向未来的应用。曹教授还有一项代表性成果:小麦品质形成机理和调优栽培技术,同样是在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完成的,其品质形成机理就是基础研究,调优则是应用。“科学基金鼓励自由探索,我们现在一有创新性想法,想要继续开拓的时候都会申请自然科学基金,如果做得顺利的话再去申请‘863’、‘973’项目等,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田间地头能为农民实实在在服务的产品。”无疑,科学基金已经成为了一块试金石。
2006年11月16日,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消化道微生物研究室。一位从吉林大学赶来的研究生坐立不安地等待着此行专程拜访的业界权威——朱伟云教授。朱教授多年从事动物消化道微生物及其利用研究,她在国际上率先利用DNA指纹技术研究动物肠道微生物,并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消化道分子微生态,取得了在国内消化道微生物研究领域明显的优势地位。为此,朱教授经常接到各地的联系电话,想去她的实验室进修学习,吉林的这位学生前一天早上刚打完电话,第二天便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实验室。
坐在记者面前的朱伟云教授朴素、大方,回国不到十年的她在中国开创了消化道分子微生态的新领域,谁也没想到,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研究最多的却是猪。
“1997年我从英国学成回国,主修的是胃肠道微生物。刚回来的时候,国内还没有开展相应的研究,大家的注意力还在应用性更强的动物营养方面,比如吃了什么能长得快长得好,没有人关注幼畜动物肠道微生物的生长情况,只知道幼畜断奶的时候容易腹泻,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而这种摸清新生幼畜肠道微生物变化的基础研究,只有科学基金这一条可以资助的渠道。”朱伟云这样说。1998年,朱伟云拿到第一个面上基金,依靠自然科学基金,她很快成长起来。“以前我没有自己的实验室,连必需的瓶瓶罐罐都没有。如果没有科学基金的支持,我想我的研究工作比现在的状况要落后很多。”这些年来,朱教授从自然科学基金相继获得1个杰青,1个重点,2个面上和1个主任基金,她的研究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朱伟云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动物营养学是和环保、食品安全等紧紧联系的。以前传统的治疗仔猪腹泻都是在饲料里加入抗生素,但这些药物残留最终都会通过食品进入到人体,2006年1月1日起,欧美国家已全面禁止在饲料里添加抗生素,而我国,这方面的意识正在加强,但亟待科技支持。在对仔猪的研究过程中,朱伟云教授从其肠道分离出有益微生物,制成了微生物制剂并申请了专利。“我在研究中发现,幼畜断奶后开始食用饲料,这时候微生物种群变化了,有害微生物占了上风,所以产生腹泻这种情况,这时候给幼畜注射这种微生物制剂,让它用源自自身的有益微生物去打败这些有害微生物,以此达到生物菌群的平衡,腹泻也就停止了,自然也不会有药物残留。”四年前,当朱伟云向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这个课题时,她是国内第一个提出这种思路的人,科学基金的评审支持了她独特的视角。
在国内先行一步,让朱教授在业界成了香饽饽。她给记者看了一张表,上面列出了近年来全国各地科研机构来实验室进修的数据,采访时遇到的那位吉林大学的研究生便是慕名而来,“我真是有点儿招架不住了”,朱教授笑着说。
“人之途征,如箭离弦,舍勇往直前别无他择,否则堕落(但丁《神曲》)”。王蒙说,“作家分两类,有的是耍笔杆的,有的是拿命写的。”自然科学的治学育人,难不如此。董汉松每天的工作时间差不多都在14小时以上,风雨无阻、节假日周末不变。这样的“拼命三郎”,要是干不出活儿来,他就是笨蛋……
2005年底,当年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计划发布,南京农业大学植保学院董汉松教授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资助经费100万元。董汉松教授是该校第八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植物病理领域的植物防卫与生长发育重要信号通路交叉对话研究,在植物防卫与生长信号通路的协调运作,SAR与过敏性细胞死亡的关系,过敏素功能组件与信号识别,ABI2在过敏素启动的抗旱信号传导中的作用,CER1、CER2、CER3基因的克隆和功能研究,核黄素在植物防卫和生长发育信号传导中的作用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在阐释乙烯信号传导以及植物防卫与生长信号通路关系方面的研究,2004年被Science杂志每周重点评介。
来到董教授的办公室,立刻印证了他人的印象:这是一位兴趣广泛的科学家。满面墙的书柜里不仅有专业书籍,更有文学、历史、政治等多种读物。陪同采访的南京农大科技处管理同志介绍说,董教授还精于《红楼梦》的研究呢。虽然知道记者是因自然科学基金的题目而来,但董教授并不着急,反而先打印出一篇自己满意的文章,说要与记者切磋一下文学。文章中每段都用一句古诗词开篇,还真显其古文功底。前文那段话,便是那篇文章中对他本人的一段描述。
董教授告诉记者,植物病理学的理论研究非常重要,研究清楚后才能知道如何利用,如何控制植物病害、调节植物生长,最后调控产量和其他性状。2000年7月从康奈尔大学回国的他立即申请了自然科学基金,“科学基金根据研究水平来给经费非常公平,评审也公正,拿到了一方面代表了研究者的水平,对自己也是一种激励”。董教授说,目前面上项目的二三十万元已经可以做很多工作了,去年杰青的200万元经费更是增强了他的信心。
“说是科研允许失败,但说实话,我们谁也不敢失败。”主要依靠自然科学基金持续自己研究的董教授对科学基金有着很强的责任感,“我现在有自己的实验室,平时的操作都能做,植物病理学科有公共实验室,学校还有大的实验中心,这么好的条件都做不成,那真是没有理由了”。
(保婷婷 2006-11-29-A8)